这是个月黑头天。东南风吹得青纱帐沙拉沙拉响，象海潮声似的。开始他们走在交通壕里，每过一个交叉口，虎子都向赵队长交代一下回来时辨认方向的标志：这里要背着那两棵杨树走，那里要从破窑边上向左绕，那边是死路，何处是假壕……离据点只有二里路时，看得见碉堡上的探照灯贼眼了。他领他们从高粱地钻出去，又爬过苜蓿地，来到一片坟堆后边。他指着前边说：“南边这条路是去村前的，白天村口有伪军的卡子，晚上他们都钻进炮楼子，拉上吊桥，喝酒抽白面去了。北边这条绕到村后，正从日本军队的铁丝网前经过，因为没人敢走已经叫草蔓上了。可是仔细找，还能认出路径来。”
赵队长夸了他两句，叫他回去，他哼唧了两声，没敢耍赖，就又爬进苜蓿地，爬着爬着，觉出有人拉他衣角。他回头看看，看不见人影，黑地里有两片东西闪着青光，他吓了一跳，后来明白过来，是鬼子同志的眼镜。他悄声问：“什么干活？”
鬼子同志把一个软软的纸包塞在他手里，搂住他的肩说：“我们好朋友的，再见。”转身又爬走了。虎子摸摸纸包，里边有几块硬梆梆的东西，他举到鼻子下闻闻，喷香。就抠出一块来，拿舌头舔舔，嗨，是洋糖。他赶紧放进嘴里，一边啧着，一边爬出苜蓿地，三步两步跨过高粱地，跳进交通壕，他就靠壕根坐下了。他跟队长作的保证是不跟他们进村，没有说不许听听动静。
洋糖又香又甜，东南风吹得浑身发懒，据点那边没有动静，等啊等啊，眼皮越来越重，等他听到枪响，不知道睡了多大工夫了。老套筒，***，吭呀吭的，象敲水桶！捷克式机枪象炒豆。响了一声说声停又全停了。就听有人喊话，话声随风传来，断断续续。可一句也听不懂，唔，是日本话。对了，嗡声嗡气，就是那个鬼子同志的嗓声。叽里咕噜，又快又不清楚，真是鬼话！好像翻来覆去总说几个字：“什么什么桑，什么什么拿赛！”
枪又响了，叭勾叭勾，叭叭叭叭，是三八大盖和歪把子，不用说是炮楼上打来的，枪声中可还听到“鬼子同志”在喊话。
喊话声中断。变成了日本军队的喊叫声，杂乱的脚步声。虎子感到不大妙。拔腿就往回村的路上走，枪声冷落下来，脚步声却越来越近，听听快到身后了，虎子急忙闪进一个岔沟里，趴在地下隐蔽。
人们到了岔沟口上了。只听说：
“来，我背一段。”
“慢点，慢点。”
“这样可以吗？”
“谢谢！”
虎子听出是回来的武工队，钻了出来。赵队长一见就好大的火：“这么危险，你还不回家？”可一转身，又叫住了他，和颜悦色的问：“这儿最近的堡垒村是胡楼吧？有多远？”
“四里来地！”
“你认路吗？”
“俺姐姐就住胡楼，是堡垒户咧。”
赵队长想起来了。他姐夫在扫荡中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了，从此这女人就成了“抗日青年先锋队”队员。她给赵队长他们跑过交通。泼辣，决断，上伺候公婆，下抚养遗孤，还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从来没见她在人前皱过眉，叫过苦。
“你把我们带到胡楼去。日本同志挂彩了，得找找地方给他包扎好，埋伏下来。”
虎子看看被人背着的那个人影，又摸了摸衣袋中的洋糖，不好意思的说：“把那个挎包还是给我背着吧。”
“挎包里是日文传单，已经撒在据点外边了。”赵队长说，“没份量，不用再折腾他了。”
虎子把武工队带到胡楼，把他们交给抗日村长，自己跳墙到了姐姐家，堂屋里住着姐姐的公婆，他没去惊动，径自到西厢房窗下敲窗子，小声说：“姐，我是二虎！”
姐姐醒过来，开门放他进屋，不安地问：“家里出事了？”
“没有！”虎子说，“我是给队伍带路来的，看看你跟小外甥就回去。”
姐姐点上灯，让他上炕上歇着，从草囤子里掏出两个鸡蛋放进水壶，给他煮鸡蛋，问他说：“开来的是哪个部队？”
“赵大成的武工队，一个反战同盟挂彩了……”
“啥？啥叫个反战同盟呀？”
“瞧你这落后劲，还是抗日妇女呢！”虎子不屑的撇撇嘴说，“反战同盟都不知道，就是打鬼子的日本同志，日本也有八路军，你懂了不？”
虎子吃完鸡蛋，躺在炕上一觉睡到了半晌午。屋里一个人没有，都在上房里忙活，他一看耽误放羊了，连招呼也没打，急忙就往家里跑。第二天他开始发烧，随即发起疟疾来。一气躺了半月，这天午前，爹妈上地里摘棉花，日本军队突然出现在庄头了。他腿软跑不动，一出胡同口就叫日本兵抓小鸡似地抓住，和六七个抓来的人拴在一条绳上押到火车站，赶上闷罐车一直拉到青岛，在那里他们被剃光头，换上灰色工作服，左胳膊上套了个白袖标，上写：“华北劳工协会，苦力。”五天之后，把他们和矾土页岩矿石一起装进“九洲丸”的货舱，运往扶桑三岛去了。
陆虎士把这段往事简略了又简略地讲给高桥静子，高桥静子听完唏嘘不已，她从事日中友好有好几年，也听到过一些友好佳话，象这样直接由当事人讲却是头一次。出于各种原因，许多反战同盟的朋友不大讲自己的经历。在这个社会里各种思潮都存在。当年这场战争，日本军阀是打着“为天皇效忠，为民族争光，为日本生存”的口号发动的。尽管日本民族遭到惨痛的牺牲，许多人对此有过反省，但仍有不少人对当年用生命反对战争，与中国人民结成斗争同盟的日本人，给以歧视和敌视。
高桥静子没有这种偏见，她还想知道得更多。
“您以后再没见过那个戴眼镜的日本同志吗？”
“见过，他又告诉我许多事情，不过，那是我从日本回国以后的事了。”
“也可以告诉我吗？”
“留到火车上去讲吧，我们该去车站了吧。”
他们走出公园，又走到那条小街上。这是一天之内第四次走过这条街了，走到三分之一的地方，虎子的眼睛象被一股强光刺了一下，眯了起来。走了三遍，竟然都没发现在这新楼和彩色招牌的夹缝里，还有一个被时间遗忘了的角落，它太小了，历史的巨轮隆隆滚过时居然把它从轮齿的凹陷处漏了过去。
那是一栋只有五米宽，三四米高的小木板房，木板涂了蓝色油漆。竖在门外街边的三角立柱型看板上，画着一个老人戴着桃形镜片的眼镜。老人的胸部用变形了的美术字写着“眼镜”字样。
“高桥小姐，我们到这眼镜店里看一下好吗？时间还来得及吗？”静子看看腕上的表说：“十分钟，只能再停留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