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第一天的经验之后，到第二天晚上，李新明开摊营业就轻车熟路多了。
把小推车摆到位，桌椅支起来，一切准备就绪。他看了看表，现在是点分。
这个夜市街是在公园边的一条支路上，从距离来看，离主干道比较远，但因为靠近公园，还有附近是居民区，不远处还是B，所以只能说是闹中取静。
自古以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虽然常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然从来都是一个城市繁荣、活力的象征与包容性最好的体现。试想那幅《清明上河图》，如果少了那些“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会失去多少鲜活的光彩？
进入世纪，小摊小贩仍旧是城市文化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传统相声里的《叫卖图》，绘声绘色模拟老北京菜贩一口气吆喝十几种蔬菜，酣畅淋漓，甚至产生了“北方传统叫卖”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上海，周海婴先生少年时代拍摄的那张经典照片《弄堂里的小贩》，展现了乱世中小人物的乐观，给人无尽的希望。
一直到世纪九十年代，小摊小贩依然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无可替代的便利：上班时，在小区门口买套煎饼果子加袋豆浆，晚上回家，路灯下喝一碗柴火馄饨，夏天散步回来拎个西瓜，冬天家门口炸一袋炒米，还有那些针头线脑、笤帚簸箕之类的小东西，都是市井烟火气之所在。
二三十年前，大城市总有一两条闻名遐迩的“夜市一条街”。今天，岁往上的福明市人，应该都记得年湖南路夜市时的盛况，那个时候的，带着妇朋友去夜市吃小吃、轧马路，是一件特别时髦的事。再后来，有了北街夜市、五一路夜市，附近下岗工人进点货、租个摊位，热闹了一条街。当然，小摊小贩和夜市经营，更大的意义还不在于便民，而是解决大量底层百姓的生计问题。
进入世纪后，早晨的早点摊越来越少，晚上的馄饨车近乎绝迹，每个城市热闹的夜市，也渐渐销声匿迹了。城市一下子安静了，也冷清了。
应该说，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对“文明”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城市面貌的干净整洁、整齐划一”这个表层，这也就是为什么文明城市建设都是一个模式：一方面不许占道经营、打击流动商贩；另一方面强制统一店面招牌，积极种花种树，因为这样看上去很“文明”。
但是我们不该忘记，一个城市最主要的面貌，体现在这个城市每个活生生的人身上，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的尺度，在于它对人，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态度。
流动摊点占道经营，确实给城市安全、卫生带来隐患，而这恰恰考验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面对潜在的问题，简单地“一刀切”，看上去清爽利落，却不过是懒而已。根据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不同商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提升管理、监督水平，让流动商贩为城市社会经济生活服务，才是一个文明城市的治理该做的事。
李新明，看着挂满星星、彩灯的夜市，思索着。在他左右两边的摊位也摆起来了。
“张哥，最近生意怎么样啊？”他向边上的东北大哥走去。
“小李，最啊。最近生意很一般，这个月平均每天也就是赚一百元左右。关键是这街人气不行。”大哥用浓厚的东北腔回答，在搞笑的同时又让人感到豪爽。
“是啊，疫情还没有结束，现在大家出来逛的意愿都不大。”
“没事，兄弟，加把劲，我相信很快应该就会控制好的，那时经济应该会更好。我们也能赚更多的钱啦。”
随着夜的深入，夜市的人也慢慢多起来，伴随着声声的叫唤，越来越多的人围着各摊位左看看，右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