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
8月19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原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和民警黄小兵公开宣判，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王新和黄小兵有期徒刑3年和两年。这二人的“玩忽”，导致了一个三岁女孩被活活饿死--这就是去年震动全国的李思怡事件。成都市委政法委书记王体乾曾在批示中写道：“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活活饿死在我们这些‘冷血者’手中。”
“冷血”事件，震惊了公众，许许多多普通人，在网上自发开展了一场道德自救活动，为小思怡建了纪念网站，很多人甚至自愿绝食一天来体会小思怡的困境，人们写下汹涌如潮的诗歌和挽文。
一个北京的学者，并没有停留在悲伤和愤慨中，他以一个学者穷根问底的精神，带着许多疑问，专门赴成都实地调查，回来后，泣血写出一本书。他自费印制，送给能看懂的人们。
清华大学一位老教授送我这本书时，说：“我是流着眼泪看完的。”
不过七八万字的内容，我却花了好几天才看完。每看几页，我都不得不跳起来，尽量平息自己的情绪，或者擦掉眼泪。然而无论我把这本书反扣在哪里，纯黑底色的封面都那么显眼，白色的书名《起诉》两个字，像一双犀利的眼睛，让人无处可逃。
书的扉页上写着“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作者---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康晓光在书中说：“三岁的小思怡死在门前的一幕始终挥之不去。她要打开门，这是她惟一的生路。门外有什么？门外就是你和我，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三岁的孩子打不开门，我们在外边装聋作哑。终于，门没有打开，小思怡就死在门后。”
康晓光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谁对这样的事负责？还会不会发生？
“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
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
我们来叩你天堂之门了
叩门，求你接纳
一个可怜的三岁小女孩
孤苦的灵魂
求你给她一个自由的王国
一个不会有孤单寂寞的王国
一个不会有饥饿痛苦的王国
一个不会有麻木冷漠的王国
一个不会有害怕恐怖的王国
2003年6月21日傍晚，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西路65号院一幢的居民和往常一样在院里聊天、打麻将。几天来他们一直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来源。
找了许久，终于发现“臭味”来自三单元一楼25号。这里住着一名吸毒的单身母亲李桂芳和她三岁的女儿李思怡。他们想起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母女二人了，于是立即向家委会主任反映情况。家委会主任赶到现场，感觉事态不妙，立即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民警从阳台进入厨房，再经厨房进入客厅。进入客厅后，民警发现主卧室的木门的明锁扣被绿色毛线绳拴着。民警将主卧室门上拴锁扣的毛线解开，接着民警试着推主卧室的门，感觉到有阻力，推开一半，发现门后有一具小女孩的尸体。
随后进行的尸表检验显示，死者“头发已大部分脱落……尸体高度腐败，腹部及四肢皮革样化，头面部、颈部及会yin部有大量蝇蛆附着……”
解剖检验也排除了李思怡因暴力打击致死和因中毒致死的可能性，警方、检察官和法官一致推断李思怡死于饥渴。
说到这里，看过现场照片的康晓光眼圈立刻就红了，他哑着嗓子嗓音颤抖：“惨不忍睹。”
一位网友写道：“你在一个酒足饭饱的幸福时代，活活饿死了。”
警方、检察院、法院的事后调查显示，案情极为简单。
6月4日，李桂芳的两个朋友邀她一起吃午饭。她带上孩子，4个人一起吃了午饭。这是李思怡吃的最后一顿饭。此时大约是上午11时。
吃饭时3个大人商定去金堂县“找些钱”。之后，李桂芳先把孩子送回家。那几天李思怡正在生病，上午还到医院打过针，回家后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李桂芳用一条绿毛线绳拴住了主卧室的门，然后锁上房门出去了。此时是下午1点多钟。
到了金堂县后，李桂芳独自去了一家超市。她在超市偷了两瓶洗发水，保安向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报案。值班民警黄小兵赶到超市把李桂芳带回派出所。
凭着警察的职业嗅觉，黄小兵看出李桂芳是吸毒人员，提出要作尿检。黄小兵为此请示副所长王新，得到批准。尿检结果呈阳性。在第一份笔录中，记录着李桂芳告诉黄小兵，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无人照看。
黄小兵向王新汇报了李桂芳尿检的情况，并请示是否对其实行强制戒毒。王新再次批准。此时是6月4日下午5时左右。黄小兵也向王新汇报了李桂芳家里还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小女孩。
黄小兵还向团结村派出所核实了李桂芳的情况。这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与此案有关的第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在这里实习的成都市警察学校在校学生穆羽。
王新又请示当时金堂县公安局的值班领导吴仕见。王新给吴仕见的请示报告里写明了李桂芳家里有一个无人照顾的小孩，但吴仕见仍然批准了对李桂芳强制戒毒。这样对李桂芳强制戒毒的手续就齐全了。
晚上22时左右，城郊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押送李桂芳和另一名姓刘的吸毒人员去成都的戒毒所。李桂芳在第一辆警车上，王新做驾驶员。
据李桂芳自己陈述，她拉住车门不肯上车，哀求王新让她先回家安顿孩子。上车后，她仍不断地请求路过青白江时让她回一下家，把孩子安顿好了再跟他们走。她还请求王新给她二姐打个电话，请她帮助照顾一下孩子。但是，尽管李桂芳不断重复她的请求，就是没人理睬。
从金堂县到成都，青白江是必经之路。李桂芳对这条路很熟。当她发现车已经过了青白江时，开始用头连续猛撞车门。在这种情况下，王新终于同意给打电话。李桂芳告诉了王新她姐姐家里的电话号码。王新让同车的卢晓辉给李桂芳姐姐打电话。卢晓辉打通了电话，但是没人接。
王新又让卢晓辉查到了团结村派出所的值班电话。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接电话的又是穆羽。此时是6月4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这也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第二个与此案有关的电话。根据派出所的值班记录和电信局的记录，法庭确认了这次电话。
在这一事件中，团结村派出所两次接到城郊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他们知道李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李桂芳家里的情况，而团结村派出所距离李桂芳二姐家不足200米，距离李桂芳家也仅仅一个街区，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在戒毒所办理完各种手续之后已是6月5日凌晨。在王新离开戒毒所之前，李桂芳再次请求王新落实孩子的事情。王新说已经告诉团结村派出所了。
随后，王新等人返回金堂县，再次路过青白江时，同样没有停车。
第二天上午，黄小兵值班。上午9时左右，王新、卢晓辉让黄小兵再与团结村派出所联系，黄小兵回答说联系了。据黄小兵说，他给团结村派出所打了电话。但是团结村派出所不承认，电信局也查不到这个电话的记录。
按法律规定，黄小兵应该在三日之内将《强制戒毒通知书》送达李桂芳的家属、所在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但是黄小兵没有送。事发之后，人们发现，这3份通知书还躺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从6月5日上午直到6月21日傍晚，无论是金堂县城郊派出所，还是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都无人再过问这件事。
就这样，从6月4日中午到6月21日傍晚，三岁的李思怡一个人被锁在家里。
人们发现，门上有她的手抓过的痕迹，她的指甲有不同程度损伤，所有的柜子都有被翻找过的痕迹。她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柜。通过地上的痕迹，屎尿被小心地放在卫生纸里的状态看，这个小女孩一直在求生，并慢慢死去。“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将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一扇门
对你永远封闭了
封闭了
这个世界应该给你的笑容
应该给你的色彩、温暖
应该给你的面包、巧克力
应该给你的爱和快乐
……
你的灵魂永远纯洁
纯洁得只有害怕和期盼
纯洁得不会埋怨和诅咒
纯洁得
纯洁得
同这块土地
同这块土地上的罪恶
水火不兼容
一位网友写道：“在一个人类已经从愚昧和粗野的黑暗时代走出来几百年的今天，在食物摆放满了超市、清水充溢了每一根水管的城市里，在一栋住满了人的楼房里，在一个距离警察只有100米的巷道里，在一个母亲恳求警察照料一下她被关在家里的孩子的跪地哭喊里，让一个三岁的无助生命，慢慢地在饥渴中死去……我一生里从没有过这样耻辱和罪恶深重的感觉。”
这种“耻辱感”同样深深地纠缠着康晓光。那段时间，他说自己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什么叫“煎熬”。40岁的人，见过的苦难、黑暗也够多了，但李思怡的惨死仍使他泪流满面、怒不可遏。他根本无法一如既往地工作和生活。
每天一开电脑，就抑制不住地搜索“李思怡”的名字，看各种报道，看网友评论，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别的什么也干不了。
康晓光的女儿也是三岁。每天出门前和女儿吻别的时候，他会想起小思怡；坐在办公桌前，看到贴在墙上的女儿的照片，他会想起小思怡；回到家里，女儿欢叫着扑进他怀里的时候，他会想起小思怡。
“尤其是一想到我女儿的照片、玩具都堆积如山了，而她，一样三岁，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如果没有女儿，康晓光说，也许他就会坐在书房里，对着电脑，骂几句生一会气，也就过去了。
那时候，康晓光正在做一个关于城市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李思怡的遭遇，不仅啃噬着他的道德神经，也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在反贫困领域，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人们惯常关注的“资金不足”、“制度不完善”，而是即使有了钱和制度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李思怡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制度不完善，但不完善的制度得到执行也能够避免这场悲剧；钱少，毕竟还有钱，比李思怡处境更好的人不也领到低保了吗？毫无疑问，她理应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援助。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她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为什么穷人的呼声总是那么微弱？为什么弱者的权利总是受到践踏？为什么那些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为宗旨的机构总是形同虚设？为什么那些赋予他们权利的法律条文总是如同一纸空文？已经死去了多少个李思怡？还有多少个李思怡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将来还会有多少个李思怡？
这些问题纠缠着他，折磨着他。康晓光说，写这本书，完全是为了自我解脱，为了让自己以后还能正常地生活，“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将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他从去年7月上旬开始在网上跟踪这一事件，直到10月30日开庭审判。11月10日至15日去成都进行实地调查。康晓光决定，以李思怡案为个案，探究反贫困领域中的“制度失灵”问题。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走访了李思怡所在社区的家委会、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走访了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和新闻机构。他的直接采访对象包括李思怡的邻居、家委会主任、政府官员、法官、采访过这一事件的记者，还包括出租车司机、宾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和航空小姐等。
在调查、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康晓光一直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让强烈的情绪干扰学术判断。因为作为一个人，可以有泪水和怒火，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需要客观、冷静，需要掌握真实准确的资料，按照科学规则进行分析，得出逻辑严谨的结论。但是，他不知道“客观上”自己是否达到了这个要求。
即使是事情过去已经一年多，他说起有些事、有些人，“王八蛋”、“畜生”之类的粗口还是抑制不住脱口而出。
这本书完成于2003年12月中旬，几家出版社都觉得有些文字“过激”，但康晓光坚决不同意修改。于是，他自己出钱印了3000册，用来送给他觉得“可以救药”的人。
“应该站在被告席上的仅仅是当事警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