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妈恶狠狠地说，再也不给我做新衣服了，但看见肩膀、后背被烫得跟筛子眼儿似的衣服，实在没法打补丁，也没法穿了。分到钱后，我妈还是决定带着我去撕布，给我做身儿新衣服。
当时，供销社是很排场的地方，大多是纸糊的顶棚，半空中悬挂着硕大的吊扇，在屋子中央是一排管儿灯，每个柜台上边都会倒吊着一个塑料盒子，盒子里有一盘纸绳子，绳头儿耷拉下来，售货员随时可以轻松地顺手拽下来绑扎顾客选好的商品货物。
每个柜台上放着擦拭得溜光锃亮的算盘。结算时，那些售货员都能把算盘提起来，潇洒地一甩，把算珠整整齐齐地甩向两边的框档边，双手手指跳跃着，“噼里啪啦”地拨打一番后报出应付的钱数，那真是算得又快又准。
尽管供销社里来的顾客很多，但大多数的人兜里没钱，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闲逛，过过眼瘾，真正购买的人并不多。
售货员们不仅口齿清晰，而且眼光很毒，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迅速分辨出谁是真正的买主，他们不会也不愿意浪费表情去搭讪那些闲逛的人。毕竟他们端得是“铁饭碗儿”，拿的是死工资，卖与不卖，卖多卖少，都影响不到自己的收入。
买布做新衣服引不起我的兴趣，只有那些靠副食本才能买回来的花生、瓜子，和过年特有的杂拌儿糖才让我留恋忘返。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糖块儿还是人们走亲访友必备的礼品之一。在平常的时候，尽管看着那些美味馋得哈喇子流得老长，似乎焊在那里，不愿挪步。也只能在我妈软硬兼施，喝骂拖拽中，眼巴巴地望着它们、狂吞口水噘嘴离去。
其实，即便我妈给买，那糖块儿也不是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的。很多货物不仅要付钱，还得凭票证。购买水果糖还有相关的限制，每人每次限购15块，想要再多买，就得有医院开具的低血糖证明或者领导开具的条子才能买到。
由于供销社里的物品很多人买不起或者没有相关的票证，所以，陈年存货很多。比如有些点心就经常卖不出去，产生霉变。这时售货员会把这些点心放在芦席上面，在太阳光下晾晒，剥去外皮后，继续销售。尽管这些点心的甜味儿还在，实际上已经变质，有着很浓的哈喇味儿，不仅口感极差，还硬得要命。大家都说这样的点心是“硌掉牙不管安、砸死人不偿命。”
买回来的花生、瓜子和杂拌儿糖搀合在一起，大部分被我妈藏起来，留着过年时招待亲戚朋友用，只拿出一小部分让我解馋。杂拌儿糖除了过年，远在唐山的表舅和表姨偶尔也会用包裹给我们寄些过来，虽然不是很多，可以能让我着实过一番馋瘾。有时寄来的还有蘑菇、木耳、黄花、饼干等等吃食。
秋收过后，我们也会给他们寄些小米、红枣过去。因为舍不得另做口袋，包裹就用他们给我们寄东西使的白布口袋儿，只不过翻过个儿来再用，左上角是表舅家的地址，中间是表舅的名字，右下角是我家的地址。到邮局后，先让邮递员检查，才能用邮局准备的针线把敞着的口儿缝好，过秤计价，付款后，包裹就被扔进大帆布邮袋就等着寄出了。
那时邮寄物品走得很慢，从三河到唐山，大约得走7天左右。除了干果外，水果还没等到地方，就已经变质腐烂，没法食用了。因此，是没法邮寄的。所以，很多外来水果我们根本是吃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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