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恰恰说明，开放和搞活经济才是发展的正确方向！”
“其次，”他继续说道，“所谓的‘西班牙奇迹’，是在什么样的政治前提下实现的？是在剥夺了人民基本政治权利、压制了工会力量、并且可能存在严重腐败和不公（虽然天幕暂未详细展开）的条件下实现的！这种以牺牲政治自由和社会公平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增长，是畸形的！是不健康的！”
“再次，”赵刚强调，“我们不能只看到增长的光鲜，还要看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患！比如，对外国资本和旅游业的过度依赖？国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公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在当时被高速增长所掩盖，但迟早会暴露出来！”
“所以，”赵刚总结道，“评价佛朗哥时期的经济发展，必须将其放在其独裁统治的政治背景下进行全面的、批判性的分析！绝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成就来为其政治上的反动和罪恶进行辩护！”
吴敬中评价道：“嗯，看来光靠高压和保守是不行的，还得懂得搞活经济才行。佛朗哥后来用了批懂经济的技术官僚，把门打开了点，让外国人进来投资旅游，经济就上去了。这说明，有时候，用对人，走对路（至少在经济层面），比光喊口号管用。”
余则成记录：“经济‘奇迹’（60年代-70年代初）：背景：放弃早期自给自足政策，转向开放/市场化。主导者：技术官僚（与主业会OpusDei有关？）。措施：稳定计划，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发展旅游/工业/出口。效果：经济高速增长（年均7%），工业化/现代化加速，生活水平提高。被称为‘西班牙经济奇迹’。疑问：代价？公平性？可持续性？与独裁统治关系？”
上海明公馆，明楼看着西班牙经济起飞的画面，眼神锐利。
“威权体制下的经济现代化。这在二十世纪的后发国家中，并非孤例。”他说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强有力的威权政府，如果能够制定出相对务实、符合经济规律的政策，并且能够有效地动员资源、吸引外资、维持社会（表面）稳定，确实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虽然体制不同，但也有威权色彩）、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皮诺切特和佛朗哥后期，都可以视为这种模式的不同变体。”
“但是，”明楼的语气变得严肃，“这种模式的内在矛盾和风险也是巨大的。它往往以牺牲政治自由和个人权利为代价；容易滋生腐败和裙带关系；其增长成果往往分配不均，加剧社会对立；并且其长期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它能否最终和平、顺利地过渡到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