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断电话后，他将自己那篇足以引爆全省的报道《深藏二十年的权力暗桩》的标题，默默改成了《一个时代的制度代价》。
文章的内核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它不再聚焦于程国栋个人的罪与罚，而是以他为案例，深刻剖析了九十年代干部任用机制中存在的巨大漏洞。
老周走访了多位已经退休的组织系统老干部，用他们的口述，还原了那个“一把手签批即生效”的审批模式是何等的简单粗暴，又是如何为权力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
报道的结尾，老周笔锋一转，写下了点睛之笔：“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查清这段尘封的往事，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制度已经在不断进步和完善。纠错，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这篇文章发出后，非但没有引起恐慌，反而引导公众的愤怒情绪转向了对制度建设的理性反思。
与此同时，孙律师的身影出现在省监委一间不挂牌的办公室里。
他对面坐着的，是省监委的一位副主任，此人曾深度参与过当年的“静默计划”调查，对其中的盘根错节了如指掌。
孙律师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递上了一份文件，标题是《关于对历史遗留问题采取“非追诉性整改”的建议》。
这份建议书堪称一剂猛药，又裹着一层温和的糖衣。
它提出，对于程国栋这类并未触犯刑法，但存在严重违纪和作风问题的历史遗留个案，可以不启动司法追诉程序，而是采取一种三重处理模式：一、全省公开通报其违纪事实，彻底撕下他的光环；二、取消其享受的一切政治待遇和福利；三、对其直系亲属在关键岗位的任用进行严格永久性限制。
“主任，”孙律师的声音沉稳有力，“这个方案，既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也避免了因大规模翻案而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这是给历史一个交代，也是给未来一个保证。”
那位副主任一言不发地看完了整份建议，深邃的目光在孙律师脸上停留了数秒，然后将文件收进了抽屉。
三日后，一则《关于进一步规范退休干部关联亲属任职管理的通知》由省委组织部红头下发，文件精神与孙律师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
一切条件都已成熟。祁同伟知道，到了他交出投名状的时刻。
他将那份足以让程国栋万劫不复的《关系运作备忘录》复印了一份，用最普通的牛皮纸袋密封好，没有通过任何私人关系，而是选择了最正式、最无可指摘的中央督导组专用联络通道，亲手投了进去。
信封里，只有一份复印件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最后的诉求：“我不要他坐牢，只要他再也无法用他的权力，去影响任何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做完这一切，他回到了山水庄园的露台上。
当着高小琴的面，他拿出了那枚储存着所有原始证据的U盘。
没有丝毫犹豫，他拿起一把铁锤，在坚硬的石桌上，一锤一锤，将那枚小小的U盘砸成了粉末。
“有些刀，”他看着那些碎片被风吹散，平静地对高小琴说，“出鞘一次，就够了。”
一周后，最终的通报下来了。
省纪委的官方公告写得惜墨如金：“经查，程国栋同志存在严重违反组织纪律问题，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取消其享受的正厅级医疗保健待遇。”
通报一出，许多等着看好戏的人都大失所望。
这处理，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简直就像是罚酒三杯。
然而，祁同伟却在通报文件的电子版附件中，发现了一行几乎不会有人注意的小字，藏在密密麻麻的格式说明之下：“相关问题线索材料已移交省委党建工作研究室，作为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反思案例存档研究。”
看到这行字，祁同伟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他赢了，以一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方式。
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久违的梦。
梦里，他又一次站在了汉东大学那片熟悉的操场上，远处教学楼的阴影里，梁群峰那张倨傲的脸庞一闪而过，随即像青烟一样消散了。
他低头看向脚下，发现坚实的青砖地面裂开了一道缝隙，一株鲜嫩的、不知名的绿芽，正从裂缝中顽强地钻了出来，沐浴着从未有过的阳光。
他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回去看一看。
不为祭奠，不为缅怀，只为确认，那片曾经埋葬了他青春和理想的土地，是否真的长出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