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渡过长江，无外乎两种方法：偷渡与强渡。偷渡就是趁敌人没有防备，悄悄地过去；强渡则是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兵力碾压，不怕牺牲硬闯过去。
但对于侯景来说，就算选择在采石矶强渡登陆，成功的机会依然微乎其微。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自身力量太过弱小。八千人马，船只缺乏，对面是岗哨密布，江面巡逻船只川流不息。
就在侯景进退两难的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无私地为侯景排忧解难。这人就是东晋皇帝司马衍。不错，就是他。
当侯景打到长江边时，东晋朝廷一阵混乱。没想到侯景这么快就杀到了长江边。大将羊侃建议马上向采石矶增派援兵，加强长江防守力量，阻止侯景过江；另一方面，派人率兵突袭寿阳，釜底抽薪，断掉侯景的退路，叛军必自乱而散。
正当司马衍准备同意这个建议时，他的宠臣兼奸臣庾亮站了出来。他告诉司马衍，侯景绝没有渡过长江的志向。也不知他是如何做此判断的，反正最终司马衍听从了他的话。
就在此时，驻守采石矶的东晋军队在换防上又出现了大的纰漏。两支部队换防，常规应该是在驻地交接，不应使防守地界出现真空期。但实际却是，原防守部队离开了驻地，而换防部队还在秦淮河畔整装待发。长江江段出现了难得的防守真空地段。
要渡江，得有船，侯景却只有马。怎么办？敌人送。前面说到的那个又傻又坏的司马德，正做着皇帝的千秋美梦。偷偷安排了几十艘大船逆流而上，开到长江西岸，准备接应侯景过江。
此时的侯景，不仅万事俱备，东风也有了。在探听到对岸已无兵防守，马上率领部队渡过长江。
在当年10月22日，侯景全军越过长江天险，从采石矶登陆后，一路疾驰，杀到了建康城下。侯景能靠这几百匹战马，八千士兵，从寿阳城杀到长江南面的建康城楼下，不得不说是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奇迹。
晋元帝司马睿花了好多心思建立的士族社会，其实早就烂到根里了。那时候的人亲眼看到，侯景之乱时，那些当官的、士大夫，连马都不会骑，一个个身体弱得跟纸似的，走一步都费劲，天气稍微差点儿就受不了。
东晋那些士族门阀，十几年不摸兵器，连刀刃开在哪里都不知道。只知道饮酒作乐，歌舞升平，哪里是侯景这种刀口上舔血，常年征战沙场的对手？没过多久，就在他的声东击西、迂回战术之下被打得仓皇逃窜，这个时候的侯景也绕过晋朝诸军，抵达东晋都城建康。
国家都快没了，他们呢？有的把打仗当儿戏，有的光动嘴皮子不清不楚地谈国家大事。更别说像庾亮、柳仲礼、司马纶、司马德这些人，简直就是国家的蛀虫，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这次大乱子里，真正勇敢站出来的人没几个。韦粲家的孩子，在青塘那块地方跟敌人拼了命；江子一和他兄弟，直接冲进敌群里厮杀；还有沈浚，他当面指责侯景不讲信用，背叛了盟约。
在侯景过长江还未到达建康城下时，建康城就乱作了一团。东晋建立已经数十年，江南地区久未发生战乱，特别是建康城内的老百姓已许久没有见过战争。
现在，这群豺狼之师突然向建康城扑来，城内从皇帝到百姓，都处于一种恐慌，不知所措的局面。
司马衍也没有了往日对侯景的不屑与轻视。把抗击侯景之事，全权交与了晋康帝司马岳。当亲弟弟向他请示如何抗敌时，他骂着弟弟说道：“这是你的事，来问我干什么！现在国内各项军政大事，全部由你负责。”
像司马衍这样危险来临时，玩金蝉脱壳的，到了北宋的宋徽宗，也学着使用了一次。不过两人的下场都十分悲惨。自己犯了错，关键时刻还不敢担责任，只想甩锅。
弟弟司马岳也是一介文人，但看哥哥如此，只得硬着头皮上。首先任命羊侃为军事防御总负责人，各皇族子弟分别把守城内外各个重要据点。他想着，关键时刻自己人要比外人更可靠，更用心。
让那个偷偷和侯景联手的司马德当上了京城的军事老大，还把守着采石矶这个重要地方的王质的水军给撤了。
司马德被安排守卫宣阳门。宣阳门在建康城的正南面，侯景从长江转入秦淮河登陆后，面对的第一个据点就是宣阳门。此时的司马德内心一阵狂喜，觉得是天助我也，成功就在眼前。
当时的秦淮河比如今的河面宽了许多，其在宣阳门不远处，自西向东而流。建康城被这条河流分隔成了南北两个区。在宣阳门正对着的河面上有一道为世人所熟知的桥——朱雀桥。
不过，当时的朱雀桥其实是由许多船只排开连接而成的浮桥，并非现在看到的石头拱桥。当时在整个江面上有24道浮桥，它是其中最大的一道。
本来司马岳是打算拆除这道浮桥。司马德听到司马岳如此打算，吓坏了。桥拆了，侯景部队怎么过河。赶紧劝住司马岳，认为拆桥会引起民心动乱，影响军队士气。结果司马岳被司马德忽悠，只派了东宫学士庾善率三千士兵守卫朱雀桥。
此命令一下，司马氏兄弟的悲剧命运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庾善只是一介文人，写文章拿手，但到最前线领兵打仗，而且还是这种最危急时刻的硬仗、血仗，哪里是他能玩转的。
当叛军到达朱雀桥南面，庾善命令士兵赶紧把浮桥拆掉。刚拆完第一只浮船，叛军士兵就冲上了朱雀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