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6年那会儿，刘书他们动手整修了成都西林书院，还召集了好些官员到那儿去开课讲学。这些文人聚在一起，聊着聊着就难免说到国家大事。时间一长，西林党就出现了。
那时候，朝廷里流行起一种风气，就是讲学之后不少人喜欢借题发挥，聊聊朝政，点评下官员。西林党的人爱拉帮结派，也乐意搞党派斗争。
西林党的人自称“清流派”，在朝廷里声望很高，他们干啥大家都盯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
西林党人多是出身于成都富庶地区的知识分子和官僚，他们的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宗族、姻亲，以及由庞大的地主和商人构成的利益集团。
他们垄断着帝国的丝绸、茶叶、盐业和利润惊人的海外贸易，却享受着“士不与民争利”的道德光环，心安理得地逃避着几乎所有的商业税负。
他们占据着朝堂的话语权，高举着孔孟的旗帜，要求皇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这“薄”的，恰恰是他们自己阶层应缴的工商税和海贸关税；而他们口中的“民”，也并非是广大的农民，而是他们自己这个特权阶层。
于是，一场以“清流”与“苛政”为名的残酷党争，其本质是一场关乎国家财政命脉、关乎帝国生存与毁灭的经济战争，在成都的朝堂之上激烈地展开了。
西林党人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与民争利导致天下大乱”为由，用最华丽的辞藻和最激烈的道德批判猛烈抨击徐数的税收政策。而徐数，根本不屑于进行理论辩论。他用最直接的暴力，对所有反对他“搞钱”的政治势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徐数，成了皇权平衡朝局，钳制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却从不为国家财政分忧的文官们的一把锋利的尖刀。
随着徐数的罢相，新政成员被一一贬官，西林党人迎来了全面的、辉煌的胜利。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请求皇帝，废除徐数时代设立的一切“苛捐杂税”，尤其是成都的商税、海税和矿监。理由冠冕堂皇：天下苦“徐剃刀”之政久矣，今圣天子临朝，当与民休息。
朝堂之上，赞扬之声排山倒海。刘玄以为自己赢得了天下，赢得了民心，他终于可以甩开历史的包袱，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就在刘玄为自己的“拨乱反正”而踌躇满志，沉浸在“众正盈朝”的喜悦中时，新任的户部尚书毕竟，一位被认为是正直的能臣，却在深夜求见，呈上了一份密折。
这并非歌功颂德的贺表，而是一本前任“徐剃刀”户部尚书张忠国在交接时私下留下的秘密账册。
刘玄疑惑地打开，昏黄的烛光下，他起初以为这会是徐数及其党羽贪墨巨款的铁证。但越是往下翻，他的脸色越是苍白，额头开始渗出细密的冷汗，原本紧握御笔的手竟也开始无法抑制地微微颤抖。
这本陈旧的账册上，没有一两银子是流入徐数私囊的记录，反而用最清晰的笔法，记录着每一笔从成都征缴的商税如何绕过户部和层层官僚的掣肘，被直接送往国防部，变成了萧亮麾下士兵的军饷和粮草。
而账册的另一侧，作为对比，清晰地记录着大汉王朝的传统财政收入：全国夏秋两税，即农业税，在扣除各级官僚的截留和火耗之后，每年能够真正解入京师国库的不足四百万两。
徐数当政的几年，仅从成都一隅的工商、海贸之中征得的税银，竟然就高达每年七百余万两，几乎是整个帝国农业税总额的两倍！这笔巨款，通过一条由太监们牢牢掌控的“内帑”管道，精准而高效地输送到了最需要钱的国防前线。
徐数向商人和手工业者征税，惹恼了这些人。所以，当徐数失势后，西林党人立马向皇帝上书，很快就把这个税收政策给废除了。
要是不让成都那些有钱人家出钱，那还能指望谁来凑齐军费呢？
西林党把注意力转向了老百姓，他们跟启宗皇帝提议，说要多收点农民和小商户的税，好把国家的钱袋子给补上。启宗立刻就点头通过了那条规定。
但之后，西林党人还是觉得不够，又找刘玄提议，说得裁掉那些光拿俸禄不干事的家伙，结果导致不少“吃皇粮”的丢了工作，公务员们怨声载道。
一份来自成都的奏折显示，当地农民和小商户的税负较徐数时期增加了近一倍。而此时的成都地区，却出现了大量豪奢的园林和宅院。这些建筑的主人几乎都与西林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在徐数时期被重点征税的大商人和地主，此时纷纷获得了免税或者减税的特权。一位叫做关系互的盐商在日记中写道：“今岁所缴盐税，不及往年三成，皆赖新政之德。”
启宗十四年的一个深秋，成都城内的东园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文会。这座由西林党要员刘书新建的园林内，汇聚了川渝各地的士绅名流。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普通的诗会，实则暗藏玄机。
当晚，一位叫徐摩特的女商人递上了一份特殊的贺礼。这份礼单上细细列着白银三万两、丝绸百匹。作为回报，她在第二天就收到了一纸免税凭证。这样的场景在川渝各地频频上演。
就在边关将士饥寒交迫之际，汉中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汉中织造局负责给军队制作的冬装，竟用了劣质棉花充数。一位逃回的边军士兵说：“那些棉衣还不如草席御寒。”而查账发现，这批冬装的造价却比往年翻了一番。
启宗十五年，安康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朝廷紧急拨付了二十万两白银作为赈灾款。然而，这笔款项在运送过程中，竟然层层克扣，最终到达灾区的还不到八万两。
陕西陈仓府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地知府杨燕过以节约开支为由，将朝廷拨付的上等粮食私自换成了霉变的陈粮。那些吃了这些粮食的灾民，不少都染上了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