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宁地区的沮姓部落，其源起可追溯至汉末时期。那时，河西地区爆发了反抗东汉的激烈运动，匈奴首领沮渠占鳌曾与皇甫规展开了激战，最终选择了归顺。
沮渠占鳌麾下有两位杰出的部将，分别是沮渠晏（沮渠无讳的祖辈）与沮渠千龄（沮渠牧犍的祖辈），二人皆以勇猛善战著称。在沮渠占鳌归顺之后，沮渠晏和沮渠千龄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他们转而投身于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列，成为了西晋的忠实爪牙。
西晋时期，沮渠晏的子孙沮渠麒以及沮渠千龄的子孙沮渠福祥先后踏入青海与宁夏之地，趁着时局动荡之际，依托宗族与宗教关系，构建起封建性质的割据政权。
然而，不久马隆率领的军队挺进西北，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迅速分化并剿灭了甘肃的沮家军，威名远播于西北之地。面对冯马隆的强势，青沮、宁沮势力缺乏骨气，纷纷选择屈服，认可马隆为领袖，并宣布归附于西晋的麾下。
南北朝时期，沮渠无讳与沮渠牧犍相继执掌青海与宁夏的权柄，却不幸成为赫连勃勃算计的目标。尽管他们手握重兵，但对赫连勃勃的强大军力心生畏惧，只得屈尊成为其爪牙。即便如此卑躬屈膝，二沮依旧未能赢得赫连勃勃的青睐。
320年，赫连勃勃精心策划了一项驱虎吞狼的策略，他下令让流氓军阀羌族人姚英出任青海大都督，并派遣其率军挺进西北，与沮家军展开角逐。
尽管姚英麾下仅有五万人，与沮家军相比实力悬殊，然而沮家军却夜不能寐，惶恐不安。
原因并非其他，一方面是因为姚英所部实力不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姚英背后有大夏国的强大支持。沮家军虽欲抵抗，却又惧怕触怒赫连勃勃，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尴尬不已。
姚英率领五万残兵败将，竟得以长驱直入宁夏，将银川城团团包围。面对此危机，沮渠牧犍应对失策，无力抵挡，只得急忙召唤青海的沮渠麟出兵支援。
然而，沮渠麟与沮渠无讳叔侄二人因为宁夏、甘肃的边界纠纷已久，对宁夏心怀不满，此时更是乐于坐观其变，拒绝派兵相助。由此可见，两家之间的不和与相互陷害的历史源远流长。
随后，若非姚英麾下将领因分赃不均导致攻势戛然而止，沮渠牧犍几乎险些沦为姚英的阶下囚。他遂乘机迅速发起金钱攻势，成功收买大夏国甘肃都督步耀敛，令其向统万城求情。赫连勃勃因此下令姚英撤出宁夏，并撤销了青海大都督。
此番事件过后，二沮对大夏国的依附愈发明显，表面上军事力量不断壮大且趋于独立，然而在政治领域却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受赫连勃勃的操控，如提线木偶般被随意摆布。
在这方面，沮家军的北凉不仅无法与大夏、北魏、后燕、刘宋相提并论，甚至与西南地区的刘承等人相比也相形见绌。他们在政治上毫无地位，沦为新兴军阀所轻视的底层。
沮家军的统治手段极其残酷。“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这是沮渠牧犍的名言，也成了二沮军阀的行事准则。他们在青海和宁夏大肆征兵，军队规模惊人。
到了统一战争时期，仅青海和宁夏的“二沮”就拥有九个军、二十七个师旅的正规军。加上其他杂牌部队，总兵力超过二十万。在宁夏，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当兵的。在青海，沮渠无讳更狠，平均两户人家就得出一个兵。
沮家军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军政体系。沮渠牧犍身兼宁夏、甘肃都督和十五路总指挥以及北凉国皇帝，沮渠无讳除了当青海省都督，还兼任八十二军军长。他们的任人标准也很特别：管兵的官员必须是甘肃人，必须姓沮，必须是匈奴。
“总指挥言出法随，决不姑宽”是沮渠牧犍的口头禅。沮渠无讳则常说：“我们的官是从血里捞出来的”。这两句话生动体现了沮家军的统治风格，谁敢反对，就让谁人间蒸发。
沮氏家族的统治还有一个特点：重视血缘关系。只要是沮氏集团的亲戚，不管有没有本事，都能当官。子承父位，弟接兄职，这种继承制度在沮氏家族里代代相传。他们的儿子从小就被安排进军队，为将来接班做准备。
但沮氏家族内部也不太平。在“青沮”内部，沮渠青就和弟弟沮渠靖争过继承权。家族内的各派系之间斗争激烈，省内派、省外派、元老派、少壮派明争暗斗，不得安宁。为了维持统治，沮氏集团采取分化手段，让各派系互相制衡。
沮家军还牢牢控制着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命脉。征收土地、增加赋税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沮渠牧犍经常强行征收百姓的土地，不管农民死活。部队经费主要靠田赋税收，一旦军饷不够，就加重对百姓的剥削。
可怜的平民百姓们，甭管干啥都得乖乖交税，简直苦不堪言。而且哦，不管是要去啥地方，哪怕是那荒无人烟的大荒漠，也得被强收过路费，哼，实在是太过分！
你去问问为啥，他们竟大言不惭地讲，在西北这地界儿，啥都得姓沮呢，哪怕就那么一粒小小的沙子也不例外。真是太张狂啦！
要是谁敢不乖乖交那些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哼，轻的呢，就是挨一顿打骂，再被扔到牢里关着；重的，直接就给你一枪，要了你的小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