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的指尖从那冰冷的屏幕上移开，眼神中的凝重迅速转化为一道锐利的锋芒。
他没有丝毫犹豫，拿起桌上的内部通讯器，声音沉稳而果决：“接巴特尔。”
电话几乎是瞬间被接通，那头传来草原上特有的风声和年轻人的喘息声。
“韩老师，是我。”
“巴特尔，你发来的照片我看到了，”韩浩直入主题，“除了那句批注，你还发现了什么？学生们有什么反应？”
电话那头的巴特尔沉默了几秒，似乎在组织语言：“不止一个学生。我课后悄悄问了几个，他们说这些书是上学期一个叫‘民族文化复兴基金会’的组织捐的。有的高年级学生甚至会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蒙古人自古就是被长城关起来的狼，昭君出塞不过是汉人皇帝派来的‘糖衣炮弹’。”
狼，糖衣炮弹。
这些充满煽动性的词汇让韩浩的眉头锁得更紧。
这不是简单的历史观点差异，而是一种被精心植入的仇恨叙事。
“知道了，保护好自己，不要打草惊蛇，等我通知。”挂断电话，韩浩立刻按下了另一个号码：“铁柱，放下手头所有事，查一个‘民族文化复兴基金会’，我要它从注册信息到资金流水的所有资料。另外，定位巴特尔所在学校那批地理课本的来源，追到印刷厂。”
“收到。”王铁柱的回答永远言简意赅。
不到半小时，第一份报告就出现在韩浩的加密邮箱里。
基金会的背景干净得可疑，资金主要来自几笔模糊的海外捐赠。
而真正的突破口来自王铁柱对印刷厂服务器的逆向追踪。
他像一个幽灵潜入了印刷厂的电子日志，在几百个G的数据碎片中，成功复原出了一份被覆盖的原始印刷指令。
“头儿，找到了，”王铁柱的声音带着一丝冷意，“这批书的原始内容在付印前最后一刻被整个替换了。这不是个别夹带，是批量篡改。我还顺着这条线摸了一下，发现同一时期，东三省几个朝鲜族聚居区的学校也收到了同一基金会捐赠的相似书籍，内容同样被动过手脚。”
一张巨大的、无形的黑网，正在从北疆的草原蔓延至白山黑水之间。
与此同时，数百公里外的牧民定居点，苏晴正带着医疗小组为牧民们做健康普查。
帐篷外，几位裹着头巾的老额吉（奶奶）正用蒙语低声交谈，脸上满是愁云。
苏晴的蒙语不算流利，但她还是听懂了几个关键词：“双语班”、“城里”、“土话”。
她微笑着走过去，递上热奶茶，用不太标准的蒙语问道：“额吉们，在聊什么呢？”
一位老人叹了口气，指了指不远处正在追逐打闹的孙子：“还能聊什么，娃娃们大了，心野了。现在都觉得蒙语是土话，没出息，吵着要去城里上什么国际双语班，说将来要出国。我们这点老祖宗留下来的话，怕是传不到他们手里了。”
老人的话像一根针，轻轻刺痛了苏晴的心。
她想起了巴特尔在支教日记里写下的困惑：为什么孩子们会对自己的母语和历史感到自卑？
这绝非偶然。
一个念头在她脑海中闪过。
她立刻联系了当地文化站，几经周折，请来了国家级的长调传承人，已经六十五岁高龄的阿茹娜女士。
两天后，一场名为“祖孙同唱一首歌”的特别活动在定居点的草坪上举行。
夕阳下，阿茹娜女士苍老而洪亮的声音响起，那是长调《辽阔的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