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弟弟的问话，李蓉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骤然松弛下来。
她重重地将笔摔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整个人向后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那口气里，满是散不去的文件纸张的陈旧气味和浓得化不开的烦躁。
“别提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显而易见的疲惫，抬手揉着发胀的太阳穴，桌上那几张被划得乱七八糟的稿纸，仿佛在无声地嘲笑着她的无能。
“今年的劳模冠军，是咱们厂三车间的老技术员，叫王爱国。人是好人，事迹也感人，可我就是写不出来！”
李蓉的语气里充满了挫败感。
“宣传科那几个老笔杆子，写的稿子让领导看了直皱眉，说全是官样文章，假大空，一点真情实感都没有。这任务才落到我头上，可我……我这脑子都快想炸了，写出来的东西还不如他们呢！”
她烦躁地抓了抓头发，终于在李昂平静的注视下，找到了倾诉的闸口，将采访时了解到的信息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那个王师傅，王爱国，就是个闷葫芦，你问他十句，他回不了一句。采访的时候，大部分情况都是他徒弟在说。”
李蓉的思绪回到了下午的采访现场，那个被机油和铁屑味包裹着的车间。
“他徒弟说，为了攻克一个进口零件的替代技术，王师傅把自己当钉子一样，死死钉在车间里，整整一个月，吃住都在那张破行军床上。你知道吗？一个月！家就在厂区后面，愣是一步都没回去过。”
“他家里条件很差，老婆常年卧病在床，药罐子就没断过。家里还有好几个孩子，嗷嗷待哺。全家上下，就指着他那点死工资过活。可他从来没跟厂里提过一个字的难处，每个月发了工资，揣热乎了就立刻拿去药房，换回一大包苦涩的中药。他自己，一年到头连件新衬衫都舍不得买，领口都磨破了边。”
李蓉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不忍和敬佩。
“他最宝贝的，是一套从德国带回来的小锉刀。那不是厂里发的，是他托人从国外弄来的，宝贝得跟眼珠子似的。每天下班前，别人急着冲去食堂，就他一个人，会仔仔细细地用一块干净的棉布，把那十几把大小不一的锉刀，一把一把地擦得锃亮，再小心地收进工具盒里。那神情，虔诚得就像是在擦拭什么圣物。”
她顿了顿，学着王爱国那沙哑而质朴的口吻，复述着那句让她印象最深的话。
“他总说，‘咱们工人的手，就是外科医生的手。这机器，就是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咱们的手要稳，心要细，得用心去‘治’，才能让它活过来。’”
李昂一直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没有插话，也没有打断。他的目光深邃，仿佛穿透了姐姐的话语，看到了那个在嘈杂车间里沉默工作的身影。
当李蓉终于说完，端起桌上已经凉透的茶水一饮而尽时，李昂的脑海中，一个完整而鲜活的形象已经彻底定格。
那不是一个扁平的“劳模”符号，而是一个立体的男人。
一个沉默寡言，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的丈夫和父亲。
一个面对冰冷机器，却怀揣着医生般仁心与敬畏的顶级匠人。
李昂嘴边逸出一丝胸有成竹的笑意。
“姐，我知道该怎么写了。”
他站起身，动作干脆利落。他没有去碰那些被姐姐揉搓过的废稿，而是从柜子里取出了一沓崭新的稿纸，整整齐齐地铺在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