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被分配到西部某省政策研究室工作，办公室就在省委大院角落的一栋旧楼里。这里远离权力中心，却也是观察全省政情的绝佳位置。
报到第一天，他在走廊里迎面撞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高育良。对方显然刚开完会，腋下夹着文件袋，眉头微蹙似乎在思考什么。
“高老师？”祁同伟脱口而出。
高育良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同伟？你怎么在这里？”随即想起什么，“听说你主动要求来西部工作，没想到分到我们省了。”
祁同伟恭敬地回答：“刚报到，在政策研究室。”高育良露出欣慰的笑容：“好！年轻人就应该到艰苦地方锻炼。跟我来办公室坐坐。”
副省长办公室里，高育良亲自给祁同伟泡了杯茶。“听说你在岩台山表现很出色。”高育良说，“陈岩石同志特意给我打过电话，对你赞不绝口。”
祁同伟有些意外：“陈老师他...”“我们是老相识了。”高育良微笑，“虽然工作上常有分歧，但都是为了人民服务。”
谈话间，高育良问起祁同伟对西部发展的看法。祁同伟结合前世记忆和基层经验，谈了几点想法。高育良听得认真，不时点头：“很有见地。特别是关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省里正在研究这方面的政策。”
临走时，高育良从书柜里取出几本书：“这些是我近年来的论文集，你拿去看看。有问题随时来讨论。”
回到政策研究室，老主任听说他认识高副省长，态度立刻热情了许多：“小祁啊，高省长是学者型领导，最重视理论研究。你好好干，有机会多向他请教。”
接下来的日子里，祁同伟埋头研究工作。他发现西部发展面临的问题比想象中复杂：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民族团结与宗教问题，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一天，他正在整理数据，高育良突然来到政策研究室。“听说你们在做民族地区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高育良直接问老主任，“进展如何？”
老主任连忙汇报，高育良听得仔细，不时提问。最后他说：“这个课题很重要，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题组，小祁可以参加。”祁同伟愣住了，这样的重要课题通常轮不到他这样的新人。
专题组第一次会议就在高育良办公室召开。让祁同伟惊讶的是，高育良不仅亲自参加，还带来了大量参考资料。“理论要联系实际。”高育良说，“我建议课题组去基层调研，听听各族群众的真实想法。”
祁同伟被分到最偏远的牧区。临行前，高育良特意嘱咐：“民族地区情况特殊，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多听少说。”
牧区的条件比岩台山还要艰苦。祁同伟住在牧民家的帐篷里，白天跟着放牧，晚上通过翻译与牧民交谈。他发现很多理论上的好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却问题重重。
一天，他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当地政府推广定居工程，但许多老年牧民不愿离开草原。双方僵持不下。祁同伟想起高育常说的“因地制宜”，没有简单执行政策，而是深入了解老人的顾虑。原来他们不是反对定居，而是担心失去生计和文化传承。
他连夜写了一份报告，建议采取“季节性定居”的过渡方案，既保障老人冬季取暖，又保留夏季游牧传统。报告直接送给高育良。
三天后，高育良突然来到牧区。“你的建议很有价值。”高育良看着远处的羊群，“但我们不能只考虑这一地的问题。全省类似情况很多，要通盘考虑。”
祁同伟有些失望：“那老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高育良微笑，“我协调了民政部门，先为困难老人提供越冬补贴，定居工程暂缓实施。同时要求文化部门记录保护游牧文化。”
看着高育良从容协调各方的能力，祁同伟深感佩服。前世他只看到老师权术的一面，今生才见识到其执政智慧。
回到省城，高育良让祁同伟参与政策修改工作。“理论要经得起实践检验。”高育良在讨论会上说，“同伟同志的调研很有代表性，我们要充分吸收基层意见。”
工作中，祁同伟感受到高育良作为学者的严谨和作为领导的果断。每次讨论，他都能引经据典，又能结合实际做出决策。
一天深夜，祁同伟在办公室加班，高育良突然来访。“还在忙？”高育良拿起他正在写的报告，“关于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这个题目选得好。”两人就这个话题讨论了近两个小时，从经济学原理谈到实际操作难点。
“同伟啊，”高育良最后说，“你很有潜力，但要记住：学术研究可以大胆假设，政策制定必须小心求证。我们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千百万群众的生活。”
祁同伟郑重地点头。前世他从未听过老师这样的教诲，那时他们之间只有利益交换。
不久，省里召开经济发展研讨会。高育良特意安排祁同伟作专题发言。面对众多领导和专家，祁同伟有些紧张。看到台下高育良鼓励的眼神，他渐渐镇定下来，结合调研实际，提出了几点创新建议。
会后，一位老专家拉着高育良说：“育良啊，你这个学生不得了啊！理论扎实，还了解实际情况。”高育良难得地露出自豪的表情：“年轻人肯下基层，是好事。”
然而，祁同伟也发现了高育良的另一面。在处理一些敏感问题时，老师依然会运用政治智慧，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权谋。这让祁同伟警惕起来，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
一次，关于某个重大项目的决策会议上，高育良力排众议，坚持要上马。祁同伟根据调研数据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该项目可能造成生态灾难。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会后，高育良把祁同伟叫到办公室。“同伟，我欣赏你的坚持。”高育良说，“但你要明白，发展有时不得不付出代价。我们要做的是把代价降到最低。”
祁同伟鼓起勇气：“老师，有些代价是不可逆的。”高育良沉默良久，最后说：“这样吧，成立一个专家评估组，你参加。如果确实风险太大，我们再调整方案。”
最终，项目方案经过修改，增加了严格的环保措施。祁同伟第一次体验到通过正当途径影响决策的成就感。
周末，高育良邀请祁同伟到家里吃饭。师母亲自下厨，气氛温馨。“同伟啊，”高育良斟了一杯酒，“做官先做人。这句话我年轻时也不完全懂，现在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祁同伟想起前世老师的结局，心中感慨万千：“谢谢老师教诲。”“你父亲的事，我听说了。”高育良突然说，“他是个有理想的人。你要继承他的遗志，但也要记住：理想需要智慧来实现。”
离开高家时，月光洒满庭院。祁同伟回头望去，书房灯还亮着，高育良的身影映在窗上，依然在伏案工作。
这一刻，祁同伟深深体会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每一步都踏实而坚定。而有高育良这样的老师指引，他必将走得更远。
但他也提醒自己：要学习老师的智慧，但绝不能重蹈老师的覆辙。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容不得半点私心杂念。
远处的省委大楼灯火通明，如同指引方向的灯塔。祁同伟知道，属于自己的长征，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