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区的大门慢慢打开了，老张从里面推开了铁栅栏，发出“吱呀”一声。工人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拿着饭盒和水壶往里走。有人边走边点烟，火光闪了一下，风一吹就灭了。
李承恩和岑晚月站在人群边上，没急着进去。他们像是在等人，又像只是习惯落在后面。
太阳刚升起来，照在青砖地上，拉出两人长长的影子。他们肩膀靠得很近，不远不近，但看起来很合拍。岑晚月把手从帆布包带上拿开，顺了下额头的碎发，左耳的小痣轻轻动了一下。她看了李承恩一眼，嘴角微微翘起，没说话，但眼睛是亮的。
李承恩感觉到她在看，也转过头。两人对视了一秒。他没笑，也没说话，只是点点头，像是明白了什么。然后他往前走了一步，准备进厂。岑晚月跟上，落后半步，脚步稳稳的，绿军装的下摆随着走路轻轻晃。
他们身后，墙根站着一个人。
张华美靠着红砖墙，手里捏着半截瓜子壳，用手指来回碾，把壳子压成了粉末。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子卷到小臂，露出瘦瘦的手腕。她一直盯着前面那两个人——一个穿旧工装裤的男人，一个腰板挺直的女知青。他们一起走的样子，让她心里不舒服。
三天前，市场管理站的人来查她的摊子，扣了一大半货，还罚了两百三十七块六毛。说是“票据不全，涉嫌倒卖”。她当时跪下求情，说货是正经来的，只是单据没找到。没人听。最后还是隔壁老陈垫了钱，才把货拿回来。
她知道是谁干的。
不是公开举报，也不是当面告状。是有人在背后说了话，打了招呼，让原本不管的人突然认真起来。她打听一圈，都说是一个人：李承恩。
她早该想到。这人看着老实，整天低头修收音机、焊电炉，指甲干净，话也不多。可就是他，不动声色就把周大龙整垮了，让李国栋进了局子，连他儿子李建军都跪着认错。她亲眼见过——就在四合院里，李建军捧着信纸跪在地上，脸肿得像馒头，嘴里一直说“哥我错了”。
可她不一样。她没靠山，也没害过谁。她就靠一个小摊养活一家五口，天不亮去进货，晚上回来还要给婆婆熬药。她以为只要本分做人，日子就能过下去。现在呢？摊子被查，货被扣，老主顾也不来了。
凭什么？
她咬了下嘴唇，嘴里有点血腥味。她盯着李承恩的背影，看他和岑晚月走进厂门，看别人围上去打招呼，看岑晚月笑着点头，看他低头说话的样子。她越看越烦。这种烦不是因为哪句话或哪个动作，而是因为所有人都站他那边。
她见过有本事的人。四合院里也有干部子弟、技术员，可没人像李承恩这样，没职位没权力，却让人愿意靠近他，信任他，甚至为他说话。连最爱嚼舌根的王婶，现在提起他也只敢说“人家是体面人了”。
她攥紧手里的瓜子壳，粉末从指缝漏下来，掉在鞋面上。她想起昨天在菜市场看到的一幕。李承恩蹲在修车摊前帮老太太焊热水壶底，焊枪喷出蓝色火光。她站在三米外看着，没上前。后来老太太塞给他两个煮鸡蛋，他推了两下才收下。那一刻她就想：他装得多像啊，装成好人，装成没整过谁。
可她知道真相。
前年冬天，李承恩的收音机摊被人砸了，玻璃碎了一地。大家都说是周大龙干的。可她看见了——是李承恩自己半夜拿砖头砸的。她起夜上厕所，从窗户看到他蹲在摊子前，一块一块捡玻璃碴，动作很慢，像在演戏。第二天他就拿着照片去街道反映“有人破坏个体户”，结果周大龙被通报批评，摊位还被移到了好位置。
她当时没说破。因为她不想惹事。
可现在，事找上她了。
她往后退一步，脚蹭到墙边的草。她不想再看了。再看下去，她怕自己会冲上去问：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你不过是个修电器的，凭什么人人都围着你转？
她又退一步，身子藏进墙角的阴影里。这时一个提竹篮的大妈走过，篮子里有豆腐和葱。她趁大妈挡住视线，迅速转身，沿着墙根往东巷走。脚步轻，没声音。
她走得快，但不慌。她在等人群散开，等那个被围着的人消失在拐角。她不能让人注意到她走了，更不能让人看出她和李承恩有矛盾。她要做的不是正面吵，而是悄悄地，一点一点撕掉他那层“体面”。
走到东巷尽头，她停下。这里是死角，旁边是废弃煤棚，墙上贴着泛黄的标语，写着“节约用电”“安全生产”。她从衣兜掏出一张皱纸条，展开看了一眼。上面用铅笔写了三个名字和地址：刘桂香，西街27号；孙德海，南门胡同14号；赵玉兰，北桥新村5排3号。每个名字旁都有个小圈，像是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