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晨雾带着江水的腥气，黏稠地附着在悦来客栈斑驳的窗棂上。我和二哥沉默地收拾着寥寥几件行李，气氛压抑得如同这阴霾的天气。上海，一个只在说书先生嘴里听说过的地方，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却也藏着无数的暗流与危险。姜承业留下的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坐立难安。
“文远，这东西……靠谱吗？”二哥陈文勇靠在床头，脸色依旧苍白，眼神里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接连的打击让他变得格外脆弱。
“我们没有别的路了，二哥。”我将最后一件衣服塞进行李，声音低沉而坚定，“留在武汉，龙九爷的人迟早会找上门。去上海，至少……至少还有个落脚的地方，有个盼头。”
盼头？我自己心里都没底。姜承业神龙见首不见尾，他安排的接应之人是敌是友尚未可知。但眼下，我们如同溺水之人，只能抓住这根看似唯一的稻草。
我们再次登上了客轮，这一次是顺江东下，目的地是那座传说中的远东第一都市。船上的几日，我几乎夜不能寐，时而梦见青铜棺椁中伸出的怪手，时而梦见龙九爷那阴鸷的笑容，时而又梦见姜承业在罗汉堂那模糊的背影。怀里的桃木匕首和那本得自药铺的残书，成了我仅有的慰藉与依靠。
几日后，客轮在一声悠长沉闷的汽笛中，缓缓驶入了黄浦江。时近黄昏，江面上舳舻千里，悬挂着各国旗帜的轮船穿梭不息。岸上，外滩那些高大的、风格各异的西洋建筑如同巨大的怪兽，在暮色中亮起璀璨的灯火，倒映在浑浊的江水里，光怪陆离，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这就是上海。
我们随着拥挤的人流踏上十六铺码头，喧嚣声浪瞬间将我们吞没。汽车的喇叭声、黄包车夫的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码头苦力的号子声……各种声音、气味、色彩混杂在一起，冲击着我们的感官。与长沙、武汉相比，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了活力、机遇，也充满了更多未知危险的世界。
按照姜承业纸条上的地址，我们叫了两辆黄包车，穿过繁华的街道，拐进了一条名为“同福里”的弄堂。弄堂狭窄、潮湿，两侧是密密麻麻的石库门房子，晾衣竹竿横七竖八地伸出来，挂满了各色衣物。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香气和淡淡的煤烟味，与外面马路的洋派繁华截然不同，这里更像是市井底层的生活缩影。
地址指向同福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门牌号是17号。黑漆木门紧闭着，门楣上没有任何标识。
我深吸一口气，上前叩响了门上的铜环。
过了一会儿，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眼神警惕的老妇人的脸。“找谁？”她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
“请问，福伯在吗？”我按照纸条上的联络人名字问道。
老妇人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番，尤其是在我脸上和二哥虚弱的身上停留了片刻，才缓缓拉开门：“进来吧。”
我们跟着她走进天井。天井不大，堆放着一些杂物，显得有些凌乱。正堂里光线昏暗，摆设简单，只有几张旧桌椅和一个神龛，神龛里供着一尊看不清面目的神像，香炉里积满了香灰。
“坐。”老妇人指了指堂屋里的椅子，自己则转身进了里间。
我和二哥忐忑不安地坐下。没过多久，里间门帘一挑，走出一个约莫五十多岁的男人。他个子不高，身形干瘦，穿着一身半旧的黑布短褂，脸上皱纹深刻，眼神却异常锐利，如同鹰隼。他手里拿着一杆黄铜烟袋，正慢悠悠地装着烟丝。
“就是你们？”他开口，声音低沉，带着一种江湖人特有的沉稳，“姓陈？”
“是，晚辈陈文远，这是我二哥陈文勇。”我连忙起身，恭敬地回答，“是姜……姜先生让我们来投奔福伯的。”
福伯点燃烟袋，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目光在我们身上逡巡，仿佛在评估什么。“姜先生已经打过招呼了。”他吐出一口烟圈，淡淡道，“楼上有个亭子间空着，你们先住下。没事不要乱跑，更不要跟左邻右舍多搭话。”他顿了顿，补充道，“尤其是你二哥，这副样子，容易惹人注意。”
他的安排干脆利落，不带丝毫热情，但也算给了我们一个安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