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南都市仁和医院急诊科灯火通明。夜班交接刚结束，救护车鸣笛接连不断。
我站在更衣室外的走廊上，手里提着那个用了五年的皮质公文包，肩线绷得有些僵。白大褂是今早刚领的，熨帖合身，深蓝领带系得一丝不苟。周浩轩，三十一岁，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博士，今天正式入职仁和医院骨科主治医师。
还没来得及去科室报到，广播就响了：“多发伤患者，车祸，脊柱可疑骨折，立即启动创伤绿色通道！”
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像一根绳子猛地把我往前拽了一把。
抢救室门开时，里面已经站满了人。护士推药、医生喊话、监护仪滴答作响，空气里混着消毒水和汗水的味道。一个男人躺在中央，满脸血污，呼吸急促，右腿扭曲成不自然的角度。
我没有犹豫，走上前亮出工牌：“周浩轩，骨科新主治，刚办完手续，需要参与评估。”
说话的是个女人，三十出头，短发利落，眼神沉稳。她是苏婉晴，急诊科护士长，在这所医院干了十二年，谁来了都得先过她这一关。
巷口传来的脚步声停在铺前，来人是赵府的管家赵忠，这人左眼是颗假珠，据说当年为给赵老爷试毒瞎的，在西坊巷没人敢违逆他。
她扫了一眼我的工牌，又抬头打量我两秒，点了点头：“CT还在做，但初步判断胸椎有问题，你是专科，先看一眼？”
我戴上手套，俯身检查患者四肢肌力。左手活动微弱，右腿无反应，足背动脉搏动减弱。手指轻敲膝盖，反射几乎消失。
“疑似T10-T11骨折伴脊髓受压。”我说，“要尽快拍片确认，否则可能截瘫。”
苏婉晴看了我一眼，对旁边的护士说：“把结果出来第一时间送过来。”
这时门口一阵安静。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马尾束得极紧，月白色衬衫扣到最上面一颗，黑色铅笔裤衬出修长身形。她没说话，直接走到床边翻看病历本，动作干脆得像刀切下去。
她是沈砚青，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仁和医院骨科脊柱组主治医师。我听说过她——拒绝国外高薪回国，半年跑遍山区做脊柱普查，手术台上从不出错。
现在她正盯着血氧数据，眉头锁成一条线。
“必须马上手术。”她开口，语速快而清晰，“椎管占位超过百分之七十，神经压迫持续加重，每拖一小时，恢复概率就降一分。”
我看了看监护仪上的血压：85比50，还在往下走。
“他现在乳酸三点多，循环不稳定。”我接过话，“全麻风险极高，一旦诱导过程中血压崩塌，术中休克的可能性超过六成。”
她抬眼看我，目光像探针一样扎过来。
“那你的意思是等死？”她问。
“不是等死。”我语气平着出，“是先稳住生命体征，再争取安全窗口期手术。现在上台，就算复位成功，他也可能活不到缝合。”
她冷笑了一下：“保守固定转运？你知道这种损伤在搬运途中二次移位的概率是多少吗？四成以上。你打算用担架把他送到手术室，还是祈祷电梯别晃？”
我站着没动：“我可以亲自护送，全程维持脊柱中立位。只要不做激进复位，风险可控。”
“可控？”她终于转过身正对我，“你知道一个舞蹈演员因为延误三天手术，最后只能坐轮椅教课吗？那是我母亲。我不想再看任何人明明能救回来，却被‘稳妥’两个字耽误。”
她说完这句话，房间里突然静了几秒。
我没有回应。不是不敢，而是那一刻，我看见她眼里没有情绪，只有一种近乎执拗的清醒。
苏婉晴适时插进来：“这样，我们准备紧急减压预案，麻醉团队待命，一旦血压回升、乳酸下降，立刻通知手术室。如果十五分钟内指标没改善，就按周医生建议，先行外固定转运，后续再定。”
没人反对。
沈砚青合上病历本，转身走向门口，脚步没停一下。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才慢慢松开一直攥着的笔帽。
“她就这样。”苏婉晴低声说，“技术顶尖，话少，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不过……”她顿了顿，“刚才你敢当面顶她，挺少见的。”
我没接话。
只是低头翻开手里的病历，重新核对患者的既往史。酒精肝，高血压，三年前做过阑尾切除。这些细节现在看起来无关紧要，但我习惯把所有信息摊开，哪怕最后用不上。
十分钟后，CT结果送来。
T11爆裂性骨折，椎体后缘突入椎管，脊髓明显受压。同时肺挫伤、脾脏微渗，血红蛋白持续掉。
我指着影像对苏婉晴说：“不能全麻，至少现在不行。我们可以尝试在局麻下做椎板减压，控制出血量，等状态好转再行内固定。”
她点头记下，转头安排人联系麻醉科备用方案。
外面天色渐亮，但抢救室的灯始终没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