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天，下午两点十七分。
阳光斜照在纺织厂家属大院的青砖路上，晒得水泥地发白。蝉鸣一阵接一阵，从巷口小卖部方向传来，吵得人耳朵发痒。风卷着一张冰棍纸在地上打转，啪地撞上墙角的蜂窝煤堆，又弹开。
我站在一扇褪色的红漆木门前，手搭在门把上。
这扇门我太熟了。小时候被我妈追着打，抄起拖鞋就往门外跑；高中逃课翻墙回来，蹲在这儿听她骂了半小时；后来结婚前夜，我坐门槛上抽了半包大前门，烟头扔进煤堆，火都没冒一下。
现在我又回来了。
十八岁，重生第一天。心跳比记忆里快，但眼神已经不是少年该有的样子。我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裤兜鼓着一张五毛钱纸币——皱巴巴的，边角还破了个口子。这是我全部家当。
前世我混到四十岁还是车间主任，老婆走得早，一个人熬到死。临终前最后一眼，是医院天花板上的裂缝，像极了家属院那堵老墙。
可现在，我又站在这里。
推开门，院子和记忆里一模一样。晾衣绳上挂着蓝布床单，风吹得哗啦响；墙角码着蜂窝煤，整齐得像是谁特意摆过；梧桐树影斑驳地铺在地上，叶子晃着光。
我往前走了几步。
树下有个背影，蹲着，低着头，两条麻花辫扎着红头绳。一根辫子松了，发梢垂在肩头，轻轻晃。
是赵晚秋。
我脚步慢下来，喉咙突然有点干。
她没动，正用一根小草茎拨弄蚂蚁搬家。蚂蚁排成细线，从水泥缝里钻出来，往墙根爬。她低头看着，嘴唇微微抿着，像小时候那样。
一只蚂蚁爬上她手腕，她轻轻甩了下手。
然后她抬头。
“陈默？”
声音清亮，像井水浇在铜铃上。
我站在三步外，点点头，没说话。
她眼睛亮了一下，像是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我。说话时，那根滑落的红头绳从肩头掉下来，挂在臂弯，像条褪色的丝带。
我没动。
右手却下意识攥紧了裤兜里的五毛钱。指节发僵，纸币被汗水浸湿，贴在掌纹里。
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画面：十年后，同学聚会。有人翻着通讯录说：“赵晚秋？早嫁人了，跟老公姓林。”桌上没人接话，只有啤酒瓶盖滚到桌角，叮当一声。
那时候我已经喝多了，一句话没说，起身就走。
现在她就站在我面前，活生生的，辫子还没散，红头绳还在。
我盯着她看了两秒。
她眨了眨眼，“你怎么不说话？”
我还是没出声。
只是把手插回裤兜，捏着那张湿漉漉的五毛钱，像捏着一块烧红的铁。
这时候，高音喇叭突然炸响。
“全体职工请注意！下午三点，礼堂召开全厂大会！”
声音从厂门口方向传来，震得晾衣绳都抖了抖。
赵晚秋皱了下眉，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又要开会……我爸说这次动静不小。”
我望着她侧脸，没接话。
我知道那场大会意味着什么。
国营厂改制风暴的起点。
也是赵家命运转折的第一道裂痕。
她爸赵卫国，八级钳工，技术顶呱呱，厂里修机器没人比他快。可再能干，也扛不住上面一句话。三年后下岗，全家搬去深圳。再十年，她在南方嫁给一个做建材生意的男人，通讯录上名字改了，朋友圈也没再更新。
这些事我都记得。
可我现在不能说。
一个十八岁的毛头小子，凭什么知道三年后的事？谁信？
赵晚秋看了我一眼，“你不回家吗？”
我摇头，“刚回来。”
“那你妈没叫你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