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通讯器屏幕上那行简短的文字，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谢煜林没有立刻折返办公室查看资料，而是先去了趟市场部，将“晨星”录音机的营销框架又细化交代了一番，确保负责人完全领会了他的意图。然后，他召集了一个简短的高层会议，听取了深圳生产线整合进度的汇报，以及首批“智慧”录音机物料采购和成本核算的最终数据。
当他终于回到顶层办公室，锁好门，激活了信息屏蔽装置后，窗外的阳光已经有些西斜。他坐到宽大的办公桌后，打开了那个与外界物理隔离的专用安全终端。
王律师传来的资料经过了多层加密和脱敏处理，但核心信息清晰而耐人寻味。
资料显示，阎埠贵在轧钢厂子弟小学担任会计的履历基本干净，没发现经济问题。但在对其社会关系、尤其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初的人际网络排查中，一个名字引起了注意：原轧钢厂后勤科副科长，崔明义。此人在七十年代中期因“生活作风问题”和“侵占集体物资”被开除公职，后下落不明。
重点是，崔明义被开除前，曾负责过一段时间厂里废旧物资和“待处理文件资料”的保管与销毁工作。而根据一份残存的、模糊的厂内会议记录（王律师通过特殊渠道获得复印件），在谢煜林父亲谢志刚去世后约一个月，厂里曾有过一次小范围的“遗物清理与移交”讨论，参会者就包括当时还是普通会计的阎埠贵，以及后勤科的崔明义。记录上只写了“原则同意家属意见，由后勤科协助处理”，具体内容没有记载。
王律师的附注分析指出：第一，阎埠贵参与此事符合逻辑，他当时是院里管事之一，又与谢家是邻居。第二，崔明义的角色很微妙，他经手的“待处理文件资料”范围模糊，很可能包含一些非生产性的个人物品或未归档的工作笔记。第三，以阎埠贵精明算计、爱占小便宜且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如果当时真的从谢家遗物中得到了什么他认为“特殊”或“可能有用”的东西——比如一个笔记本，几张图纸——他极有可能不会上交，而是悄悄留下，甚至可能为了稳妥，通过崔明义这类有渠道的人，将其混杂在待销毁文件中“洗”出来，据为己有。
资料最后提到，崔明义被开除后去了外地，据说在八十年代初曾短暂回京，但很快又失去踪迹。王律师正在尝试寻找其下落或其后人。
谢煜林关掉终端，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桌面。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脸上投下明暗相间的条纹。
易中海模糊的记忆，阎埠贵可能的手脚，一个消失的后勤科长，父亲去世后模糊的“遗物处理”程序……这些碎片，似乎正在拼凑出一幅若隐若现的图景。
父亲留下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是普通的工作笔记或图纸，阎埠贵留它何用？如果不是普通的……那会是什么？与“向阳”项目有关吗？还是别的什么？
阎埠贵现在肯定惶惶不可终日，既要担心谢煜林追究旧账，又要面对儿子“背叛”带来的家庭裂痕。这个时候去找他，威逼也好，利诱也罢，或许是最容易撬开他嘴巴的时机。
但谢煜林没有立刻行动。他有一种直觉，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阎埠贵胆小，但正因为胆小，藏东西可能更隐蔽，也更顽固。直接上门，容易打草惊蛇，万一他狗急跳墙把东西毁了，或者干脆矢口否认，线索就断了。
他需要更稳妥的办法。
“咚咚。”敲门声响起。
“进。”
秘书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谢总，深圳厂那边传来的首批试产‘智慧’录音机质检报告，还有……刚刚送达的二十台样机，已经放在楼下样品陈列室了。”
谢煜林收敛思绪，接过报告快速浏览了一下，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好，通知相关人员，半小时后，样品陈列室见。”
半小时后，样品陈列室里聚了十几个人，除了市场部、研发部核心人员，还有几个特意请来的“外部听众”——一位音乐学院的老教授，一位广播电台的资深播音员，一个喜欢鼓捣电器的年轻报社记者，以及公司内部几个不同年龄段的员工代表。
二十台银色“智慧”录音机在展台上熠熠生辉，旁边摆放着各式耳机和高品质试听磁带。
“今天没有领导讲话，也没有产品介绍。”谢煜林对众人说，“就一件事：听。用你们的耳朵，告诉我最真实的感受。”
众人面面相觑，随即好奇地拿起耳机，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磁带，按下了播放键。
老教授听的是贝多芬《田园交响曲》，闭着眼，手指轻轻在腿上打着拍子，脸上的皱纹渐渐舒展开，偶尔微微颔首。
播音员听的是他自己录制的一段散文朗诵，专注地分辨着每一个吐字的气息和共鸣，眼中露出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