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埠贵最近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春风得意，走道都哼着小曲儿，脚底板跟踩着棉花似的，轻飘飘的。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东拼西凑，连偷带“捡”，终于在自家那小小的、堆满杂物的棚子里，敲敲打打地组装出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这活儿可不轻松。每天深夜，等院里都熄了灯，他才敢摸黑开工。车架子是他从废料场顺来的两根钢管，自己用炉火烤了半宿，脸都熏黑了，才硬生生给掰弯了形状，再偷偷找厂里相熟的焊工给焊上的。那焊点跟癞蛤蟆皮似的，疙疙瘩瘩，但刷上一层厚厚的黑漆，不凑近了掰扯，根本瞧不出来。车圈、飞轮、链条、脚蹬子……全都是他这半个多月来蚂蚁搬家一样，从厂里各个角落搜刮来的“战利品”。
为了让这车看起来更像样，他还特意花了两毛钱，从一个倒腾杂货的小贩手里，买了张“永久牌”的贴纸，跟宝贝似的，歪歪扭扭地贴在了车架的横梁上。
当他把这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推到院子里的时候，整个四合院都轰动了。
“嚯！三大爷，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发洋财了？这车锃光瓦亮的，怕是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吧？够气派的嘿！”一个邻居围着车子转了两圈，啧啧称奇。
“嘿，瞧这车，永久牌的吧？这得一百好几十块钱呢！三大爷您可真行，不声不响就办了这么个大件！”
街坊四邻的羡慕声，一声高过一声。在六十年代，家里能有辆自行车，那绝对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比后世买辆奔驰宝马还让人眼热。
阎埠贵听着这些恭维，心里头就跟喝了三伏天的冰镇酸梅汤似的，从里到外都透着舒坦。他故意清了清嗓子，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摆出一副云淡风轻、高深莫测的模样，拍了拍崭新的车座，慢悠悠地说道：“去去去，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棺材本？这叫‘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我这是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这是算计出来的日子，懂吗？”
他这话说的，三分谦虚，七分炫耀，还带着点文人的酸腐气。把自己的偷窃行为，轻描淡写地包装成了“精打细算”的传家美德，听得周围那些没啥文化的老娘们儿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三大爷这脑子，就是比咱们好使！”
“可不是嘛，人家是文化人，算盘珠子都拨到脑子里去了！”
中院的傻柱闻声也凑了过来，围着车子捏了捏轮胎，又敲了敲车架，撇着嘴嚷嚷：“三大爷，您这车是拿胶水粘的吧？瞧这焊点，跟狗啃的似的。别骑半道上散架了嘿！”
阎埠贵脸一黑，梗着脖子反驳：“你懂什么？这叫手工打造，独一份儿！比那些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模一样的玩意儿强多了！”
许大茂也酸溜溜地插嘴：“哟，破铜烂铁拼的也当宝贝，瞧把你能的。也就是您有这闲工夫，换我，早去百货大楼提一辆新的了。”
阎埠贵压根不理会这俩货的酸话，在他看来，这都是赤裸裸的嫉妒。
三大妈刘玉华和儿子阎解成、阎解放，也跟着沾了大光。三大妈挺着胸脯，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跟人说起这车，就强调是自家老头子“有本事”、“会过日子”。阎解成更是得意洋洋，仿佛这车就是他买的，在同龄人面前倍儿有面子，恨不得立马骑出去绕着四九城转三圈。
阎埠贵的人生，在这一刻，仿佛达到了巅峰。
他骑着这辆“崭新”的自行车，在院里院外来回转悠。车链子“哗啦啦”地响，车架子偶尔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但在他听来，这都是全世界最美妙的音乐，是胜利的交响曲。
他甚至还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自行车租赁计划”。
晚上，他把全家人召集起来开会，跟批阅奏折似的，拿着个小本本，煞有介事地宣布：“这车，以后就是咱们家的‘活钱’！是咱们家的‘下蛋母鸡’！院里谁家要借车办个急事，行，一个钟头五分钱！出院子，一个钟头一毛！要是骑一天，那就得给五毛！这钱，我亲自收，记在本子上，月底咱们就算算，能挣多少！”
他算得眉飞色舞，仿佛已经看到了无数的毛票、分币，正源源不断地飞进自己的口袋，家里的小金库眼看着就要堆不下了。
看着他那副沉浸在自己“精明算计”里无法自拔的模样，躲在后院窗帘后头的许大海，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
他知道，是时候了。
当一个人爬得最高、最得意的时候，再把他一脚踹下来，他才会摔得最惨，最痛，也最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