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博士学习生涯的不断推进，高老对祁同伟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课程难度不断加大，学习任务也日益繁重。
不过祁同伟知道自己能有如今的机会，全仰仗高老。所以他在学业上格外努力，每天除了在学校听课，就是待在图书馆学习。
他写的那本《大明帝国1566》已经完本，孙彤帮他找了家出版社，准备直接出版单行本，初稿已经送到出版社去审了。
与他前世看过的《大明王朝1566》不同，祁同伟在这本书里客观的描写了明朝的严谠与徐阶高拱等清流钩心斗角的朝堂争斗。
特别是那些只会钩心斗角、空谈误国所谓清流，“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就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的那样，明朝清流官员无力承担起国家的重负。
在文人所写的史书中，清流一词象征着清廉与正直，如于谦和东林党人，都是坚持儒家理想，秉持正义，是非分明，甚至不惜杀身成仁，是信仰的坚守者。
实际上所谓清流也不过是他们那个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并不能代表这些人的个人操守，甚至有不少清流比奸臣还坏，只是他们站在了“清流”一方。
不说那些贪得无厌的东林党人，甚至流传千古的名臣于谦，对于大明王朝来说，也是撬动王朝根基的破坏者和毒瘤。
于谦另立皇帝的做法使得皇室内部权力斗争加剧，各方势力为了争夺皇位不择手段，严重消耗了朝廷的精力和资源。
不过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倒也无可厚非。
但他却在掌权期间大力提拔自己的亲信，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政治势力，并且趁机将兵权收归文官，破坏了朝廷的政治平衡，导致大明王朝的框架不稳。
于谦的这一决策更多的是考虑了自己势力集团的利益，而非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因此也可以说他是大明王朝的实际掘墓人。
要知道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设计的构架是皇帝掌君权，勋贵协助皇帝掌握军权，文臣协助皇帝掌握行政权，形成了最稳固的三角构架。
然而于谦趁着土木堡之变的危急关头，加上大批勋贵阵亡之际，以文官掌兵权，并且在危机过后也不肯交还。
这也是叫门天子朱祁镇，在于谦并不反对，也不阻止朱祁镇夺门之变复辟的情况，下还要杀他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于所谓的清流东林党，那就更不用说了，“众正盈朝”的情况下，干脆埋葬了大明王朝。
祁同伟深知自己这样的观点在学术界必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他坚信自己是基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进行的分析。
当然他也没有贬低那些清流，就是客观评价，取消了那些所谓的清流身上的光环。
他更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让更多的人重新审视历史，不再被传统的观念所束缚。
时间转眼就到了十二月，祁同伟找高老请了假，上证交易所十二月十九日正式开始营业，他准备提前几天去沪市买股票。
回到长乐路的老洋房，祁同伟打开锁一进门就愣住了，家里沙发上，竟然有个美少妇坐在那儿看书呢。
听见动静，那美少妇抬头一看，马上站起来笑着说：“祁先生回来了，我收拾一下马上去买菜，您不在家，家里就没买什么菜。”
听声音，再仔细看看，祁同伟才发现那美少妇竟是刘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