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天，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方才还是烈日灼心，晒得地皮发烫，转眼间，不知从哪儿涌来大团大团铅灰色的厚云，沉沉地压在天边，闷雷在云层深处滚来滚去，像一头被囚禁的、烦躁不安的巨兽，发出低沉的、威慑性的咆哮。空气变得粘稠而湿热，仿佛能拧出水来，让人呼吸都带着一股子费力感。连树上的知了，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偃旗息鼓，不敢再声嘶力竭地鼓噪。
这种天气，总让人觉得心头像是压了一块湿透了的破棉絮，沉甸甸，湿漉漉，透不过气。而爷爷的状况，也如同这糟糕的天气一样，急转直下，不容乐观。陈先生开的那些草药，喝了一副又一副，起初似乎还有点镇静止咳的微末效用，可到后来，竟像是雨水滴入干涸龟裂的土地，除了瞬间洇湿一点表皮，再也渗不进更深的地方，更别提唤醒地底的生机了。爷爷依旧瘫在床上，那半边身子僵硬冰冷得像块河底的石头，毫无起色。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昏睡时，那破风箱般的喘息声，却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频繁，像一把生锈的钝锯，日夜不停地拉扯着我们全家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
看着爷爷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意识昏沉的模样，我心急如焚，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绝望的边缘徒劳地打转。就在这时，一丝微弱得如同风中残烛的希望，悄然飘到了我的耳边。
是隔壁桂花娘，在一次闲聊中，带着几分神秘，又带着几分不确定，对我娘提起的。她说，翻过西边那座老虎岭，再走上十几里偏僻山路，有个叫“野狐沟”的村子，村里有个姓胡的土郎中，祖上传下来些偏方，据说尤其擅长治疗中风瘫痪这类“邪风入骨”的疑难杂症，很是灵验，周围十里八乡都有慕名去找他的。
这消息，像黑暗的囚室里，突然透进的一丝极其微弱的光线。尽管那光线渺茫，来源可疑，但对于一个快要溺毙的人来说，哪怕是一根稻草，也会拼尽全力去抓住。
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心里立刻就下了决心。我要去！无论如何，我要去试试！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爷爷就这样一天天衰弱下去，却什么都不做。
我没敢告诉爹娘。我知道，他们多半不会同意。爹会觉得这是瞎胡闹，是病急乱投医，白白浪费时间精力；娘则会抱怨，说家里已经够乱够难了，别再节外生枝。我甚至能想象出他们脸上那混合着疲惫、不耐和一丝嘲讽的神情。
我偷偷地准备着。从我自己那少得可怜的“私房”——卖兔毛和竹器攒下的几个毛票里，数出几张，小心地用布包好，藏在贴身的衣兜里。又偷偷烙了两块掺了麸皮、硬得能硌掉牙的饼子，当作干粮。还用一个破旧的军用水壶，灌了满满一壶凉开水。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窗外还是墨黑一片，只有几声零落的鸡鸣，划破乡村黎明前的寂静。我悄悄从床上爬起来，心“怦怦”直跳，像揣了只受惊的兔子。我蹑手蹑脚地穿上那件最破旧、但还算结实的蓝布褂子，将准备好的干粮和水壶揣好，最后看了一眼爷爷那间寂静无声的小屋，咬了咬牙，推开虚掩的院门，像一只偷偷溜出洞穴的小兽，融入了浓重的、带着凉意的晨雾之中。
西边的老虎岭，我只听大人们提起过，说那山又高又陡，路也不好走，平日里很少有人去。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沿着村外那条通往西山、越来越狭窄荒僻的黄土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露水很重，打湿了我的裤脚和那双早已磨薄了底的布鞋，冰凉的湿意透过布料，一直渗到皮肤上，黏腻不堪。
太阳慢慢升起来了，却无法完全驱散山间的雾气，光线透过氤氲的水汽，显得朦胧而无力。山路越来越崎岖，两旁是茂密的、几乎不见天日的灌木丛和杂草，长得比我还高。叶片上的露珠，在我经过时，簌簌地滚落，淋得我满头满身都是。草丛里不知名的虫豸，被惊动了，窸窸窣窣地乱窜。偶尔，还会听到远处传来一两声不知是鸟叫还是兽吼的、凄厉怪异的声音，在这空旷寂静的山野里，显得格外瘆人。
我的心里，又是害怕，又是焦急。害怕这前路未知的艰险，害怕会遇到什么毒蛇猛兽（虽然大人说这山里早就没了大牲口，可谁知道呢？）；焦急的是，不知道那土郎中到底在不在家，他的偏方到底管不管用，爷爷能不能等到我回去。
我不敢停歇，只顾埋着头，拼命地往前走。汗水，早就湿透了我的后背，额前的头发也一绺一绺地贴在皮肤上，又痒又难受。脚底板传来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痛，我知道，肯定是磨出水泡了。那两块硬饼子，啃起来像在啃木头，噎得我直伸脖子，只能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勉强咽下去。
走了不知多久，感觉两条腿像是灌满了铅，沉重得快要抬不起来。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明晃晃地照着，晒得我头晕眼花。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终于看到了山坳里，稀稀拉拉地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房，屋顶上冒着几缕若有若无的、懒洋洋的炊烟。那就是野狐沟了。
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下了山，找到村里人，打听到了那个胡郎中的住处。那是村尾一栋更加破败、几乎要歪倒的土房子，院墙塌了半截，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荒凉和诡异。
我忐忑不安地推开那扇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的破木门，走了进去。屋里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浓烈得刺鼻的、混合了各种草药、霉味和某种动物腥臊气的怪味，呛得我忍不住咳嗽起来。
一个干瘦得像根风干柴火、穿着油渍麻花看不出本色长衫的老头，正蹲在灶膛前，鼓着腮帮子吹火，听见动静，慢悠悠地回过头来。他的脸皱得像颗核桃，一双小眼睛却异常锐利，像两枚嵌在皱纹里的玻璃碴子，上下打量着我。
“干啥的？”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我几乎听不太懂的口音。
我连忙上前，学着大人的样子，笨拙地鞠了个躬，急切地、语无伦次地说明了来意，说我爷爷中风偏瘫，喝了多少药都不见好，听说胡先生有祖传的灵方，特意走了十几里山路来求药。
那胡郎中听完，眯缝着他那对小眼睛，又上下打量了我几遍，目光在我那身破旧的衣衫和沾满泥污的布鞋上停留了片刻，才慢条斯理地站起身，走到一个黑乎乎、落满灰尘的药柜前，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抓出几把干枯扭曲、颜色晦暗、散发着浓郁怪味的草药，用一张粗糙的黄草纸随便一包，递给我。
“拿回去，”他含糊不清地说道，伸出三根枯瘦的手指，“三碗水，煎成一碗，早晚各一次，用药渣子给他擦洗身子，尤其是那不能动的半边。记住了？”
我如获至宝，双手颤抖着接过那几包气味刺鼻的草药，仿佛接过的不是草根树皮，而是能起死回生的仙丹妙药。我连忙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那个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布包，将里面所有的毛票，都小心翼翼地放在他那张油腻的、辨不出颜色的桌子上。
他瞥了一眼那几张可怜的毛票，鼻子里似乎几不可闻地哼了一声，也没说什么，只是挥了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怀揣着那几包“祖传秘方”，像是怀揣着整个世界最后的希望，也顾不上脚疼和疲惫，转身又踏上了归途。回去的路，似乎因为心里有了盼头，而显得不那么漫长和可怕了。夕阳西下时，我终于拖着几乎散架的身子，看到了我们村那熟悉的、低矮的轮廓。
回到家，天已经擦黑。我顾不上解释这一天的去向，也顾不上喝口水歇歇，立刻就钻进灶房，按照那胡郎中的吩咐，找出家里那个熬药的瓦罐，小心翼翼地拆开一包草药。那草药的味道，在密闭的灶房里，变得更加浓郁刺鼻，像是什么陈年的棺材板混合了腐烂的根茎，熏得人头晕眼花。
我娘进来拿东西，一闻到这味道，立刻皱紧了眉头，用手在鼻子前使劲扇着风，没好气地问：“这又是什么鬼东西？哪儿弄来的？味道这么冲！”
我支支吾吾地，不敢说实话，只含糊地说是一个远房亲戚给的偏方，试试看。
“偏方？又是偏方！”我娘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怒火和烦躁，“我说四丫头！你能不能消停点儿？！家里已经够乱够晦气的了！你还弄这些神神叨叨、来路不明的东西回来！嫌这屋子里的味儿还不够难闻是不是？！要是吃出个好歹来，谁担待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