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平！
单人！
落地窗！
我一家六口挤在二十平的胶囊舱里！”
“60天年假？
我上次连续休息两天是三年前！”
“55岁退休？
还有企业养老？
我们部长三百多岁了还在拼命，就怕被淘汰后信用点断裂流落街头！”
“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自由八小时……这真的是存在的吗？
我们醒着的时间几乎都在工作或准备工作的路上！”
“最关键的是，他们真的有‘生活’，而我们只是‘生存’……”“我想去！
哪怕从最基层做起！
有没有路子？
这个寰宇巨企还招人吗？
在哪里报名？”
“同问！
这破公司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每天睁眼就是还款通知和绩效警告！”
恐慌，如同病毒般在星际和平公司庞大的躯体中蔓延。
这不是战斗失败的恐慌，而是信仰崩塌、道路质疑的恐慌。
如果有一种制度，能让其最普通的成员活得如此有尊严、有希望，那么自己现在所忍受的一切，所为之奋斗的“公司梦”，又算什么？
托帕看着这些沸腾的、几乎要冲破限制的言论，感到一阵眩晕和深深的寒意。
她知道，这不是简单的煽动，这是最根本的对比带来的冲击。
公司赖以维持运转的，除了顶层的资本和信仰，更是无数基层员工“别无选择”的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