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玲这才将目光正式投向苏辰，公事公办地问：“同志，你要举报什么？
有什么证据？”
她的声音很好听，但带着一种公式化的疏离感。
苏辰不卑不亢，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说辞娓娓道来：“白科长，您好。
我叫苏辰，住在南锣鼓巷九十五号院。
我要举报我们院里的一位老太太，我苏疑她身份有问题，很可能冒充他人，甚至有敌特嫌疑。”
“苏疑？
证据呢？”
白玲身体微微后靠，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似乎并不太重视。
她每天接到的各种“苏疑”、“举报”太多了，很多都是捕风捉影。
“证据需要调查。”
苏辰镇定地说，“这位老太太，自称当年曾积极支前，是‘支前模范’，因此享受五保户待遇，在院里地位特殊。
我们街道居委会的王主任，为人认真负责，众所周知。
她的爱人，听说还是咱们公安局侦察科的科长。
以王主任的为人和她爱人的身份，如果这位老太太没有确凿的证明，街道居委会绝不可能轻易认可她的身份，给予她特殊照顾。
所以，我认为她的身份可能有蹊跷，至少值得深入调查。”
他这番话，逻辑清晰，既点出了疑点（一个普通老太太如何成为备受尊敬的“支前模范”五保户），又抬高了核查的门槛（街道王主任及其丈夫的身份背景使得此事不应被轻忽），还巧妙地将“调查”的责任推给了警方。
白玲听完，脸上没什么表情，手指依然敲着桌面，淡淡地说：“就凭这些？
你苏疑她，因为她被街道认可？
这算什么证据？
也许是她的证明材料齐全，确实有功呢？
同志，我们公安局工作很忙，手头有重要的案子要处理，不可能仅凭你个人的一点猜测，就去调查一位街道认可的‘支前模范’、五保户老人。
这不符合程序，也浪费警力。”
她的语气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似乎认定苏辰是在无理取闹，或者借题发挥。
苏辰心中冷笑。
果然如他所知，这位白玲科长能力是有的，但出身好（莫斯科中央大学情报系毕业），心高气傲，只关注“大案要案”，对这种邻里纠纷引申出来的“小疑点”不屑一顾。
“重要的案子？”
苏辰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目光扫过白玲桌上那些文件，又看向她本人，语气带上了几分淡淡的嘲讽，“比如，追查那些潜伏很深、伪装巧妙的真正敌特？
白科长从莫斯科中央大学情报系学成归来，眼光自然高远，看不上我们老百姓这些鸡毛蒜皮的小苏疑，也是正常。
毕竟，调查一个裹小脚的老太太到底能不能跋山涉水去支前，确实不如追查电台、密码本来得刺激，显得不出您这留苏高材生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