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黎明前抵达沈阳站。月台上寒气刺骨，呼出的白气在昏黄灯光下像一团团雾。何雨柱和周晓梅提着行李下车，陆亦可跟在后面，眼镜片上蒙了一层霜。
“何同志，就在这儿告别吧。”陆亦可握了握何雨柱的手，“记住那个电话。祝你们顺利。”
看着陆亦可消失在出站的人流中，周晓梅低声说：“要不要跟？”
“不用。”何雨柱环顾四周，“先找地方住下，再打电话。”
两人在站前找了家小旅馆，开了间房。房间里陈设简陋，但还算干净。何雨柱从怀里掏出那张纸条，看着上面的电话号码，犹豫不决。
“打吧。”周晓梅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何雨柱走到前台，用公用电话拨了那个号码。响了三声，接电话的是个女声：“您好，北方制药厂。”
“我找……我找这个号码的主人。”何雨柱说。
“请问您贵姓？”
“我姓何，北京的。”
“请稍等。”
电话那头传来窸窣声，接着换了个男人的声音，低沉而急促：“何雨柱同志？”
“是我。您是哪位？”
“我是高育良。”对方说，“现在不方便多说。中午十二点，中街老边饺子馆二楼雅间，我等你。一个人来。”
电话挂断了。何雨柱愣住了——高育良？《人民的名义》里那个省委副书记？可那是电视剧，而且时间也对不上。
回到房间，他把情况告诉了周晓梅。周晓梅也皱眉：“高育良……我听说过这个人，以前在省政法委工作，后来调到了企业。但他怎么会知道地图的事？”
“去了才知道。”何雨柱看看表，上午十点，“还有两小时。晓梅，你在旅馆等着，万一我出事，立刻联系你哥。”
“不行，太危险。我跟你去，在外面接应。”
中午十二点，中街老边饺子馆。这是沈阳有名的老字号，一楼大堂人声鼎沸。何雨柱走上二楼，找到最里面的雅间。
敲门，里面传来声音：“进来。”
推开门，雅间里坐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是电视剧里高育良的模样，但更苍老，眼神也更疲惫。
“何雨柱同志，请坐。”高育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何雨柱坐下，警惕地看着他：“高书记，您找我？”
“我已经不是书记了。”高育良苦笑，“去年调到北方制药厂当党委书记，算是退居二线。但有些事……退不了。”
他倒了杯茶，推给何雨柱：“你父亲何大清，我认识。1968年，我在省革委会工作，负责接收下放干部。你父亲他们押送的那批‘特殊物资’，就是经我的手转到林场的。”
何雨柱的心跳加速：“那批物资……”
“不光是物资。”高育良压低声音，“还有七个人。都是老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要送到林场‘改造’。但你父亲坚持要把他们和物资分开，说这是两码事。我们吵了一架，最后他赢了——人关在3号仓库，物资存在别处。”
“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
高育良沉默了，手指在茶杯上轻轻敲击，那是内心挣扎的表现。良久，他才说：“死了。第二年春天，林场发生事故，仓库塌了，七个人全埋在里面。”
何雨柱盯着他：“真是事故？”
“事故报告是这么写的。”高育良避开他的目光，“但我知道不是。有人不想让他们活着出来。你父亲也知道，所以他留下了地图——不光是物资的地图，还有人的地图。”
“什么意思？”
“3号仓库下面有地下室，你父亲把七个人的名字、职务、还有他们被冤枉的证据，都埋在了那里。”高育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第二份地图。李援朝临死前托人带给我的，让我转交给你。”
何雨柱接过信封，里面果然是地图的另一部分——画着建筑物的平面图，标注着“3号仓库地下室”的字样。
“孙富贵那份呢？”何雨柱问。
“在他儿子孙少平手里。”高育良说，“但孙少平现在很危险。崔铁军的人也在找他，想通过他拿到第三份地图，然后销毁所有证据。”
“孙少平在哪儿？”
“黄原市，红旗机械厂。”高育良看了看表，“但我劝你别去。崔铁军在黄原有关系，你去了就是自投罗网。”
“我必须去。”何雨柱收起地图，“那些人的冤屈，我父亲的苦心，不能白费。”
高育良长叹一声：“你跟你父亲真像。当年他也这么说。”他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这个给你，是我这些年收集的一些材料，关于崔铁军背后的人。或许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