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寒意还没褪干净，棺山镇裹在层峦叠嶂里，三十万六万亩辖地被群山攥在手心，大半划进了自然保护区的红线。
山风卷着残雪的凉意，刮过青黑的竹梢，带着松针和潮湿腐叶的腥气，漫过镇口那棵老樟树的枝丫——这树有上百年了，皲裂的树干上钉着块褪色的木牌，写着镇子的名字，也像个沉默的哨卫，看着山外的人来，也看着山里的人走。
户籍册上的三万名字，显得格外空泛。年轻人都往临安城里跑，要么挤在写字楼里敲键盘，要么跟着网红经济的浪潮讨生活，留在镇里的，多半是走不动的老人和守着薄田的农户，实际常住人口连一万五都凑不齐。
天目镇本就算得上人烟稀少，而镇南麓往深山里再走一公里，背山靠水的地界，却孤零零立着一栋独栋建筑，像颗嵌在山坳里的顽石。
那是家私人兽医院，至今已返修过三次，占地两亩半。
最扎眼的是院墙，青灰色的砖，码得比镇上老祠堂的墙还高，足有丈二，厚度更是出奇——成年人张开双臂，都未必能抱拢。
嘴里层的青石砖缝里嵌着掺了糯米的石灰浆，外层干脆直接就是钢筋混凝土包裹，还是特种混凝土，主战坦克不用穿甲弹都未必能轰穿的程度。
墙顶铺着仿古的青瓦，檐角翘着，雕着简单的兽首纹样，乍一看是明清老宅的规制，透着股陈旧的雅致。
可若用手敲上去，声音闷沉得像撞在实心铁块上，没有半分青砖该有的脆响，那股子坚固劲儿，绝非普通民宅可比，更像是座小型堡垒，沉默地抵御着山里的风雨和未知。
院墙里头，格局很分明。
进门是个院子，铺着青石板，缝隙里长着些耐阴的苔藓，角落里挖了个鱼池，几尾锦鲤在清冽的水里慢悠悠游着，搅碎了水面上的天光。院子深处，三座楼毗邻而立，一大两小。
中间的主楼最是规整，白墙黑瓦，门楣上挂着块红木牌匾，写着“山水兽医院”五个金字，笔锋刚劲，透着股军人的利落，已经挂了六十多年。
左侧的小楼被蓝白条纹的帆布罩得严严实实，帆布上落着层薄灰，墙角堆着几袋水泥和几根钢筋，看着像是还在施工，可从早到晚，听不到半分敲打声，更不见半个工人的影子，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
右侧的小楼格局和主楼相近，只是窗棂上挂着晾晒的草药，窗台上摆着几盆兰草，叶片上沾着露水，透着股过日子的烟火气——那是主人家的住处。
这地方在山里扎了六代人的根，比镇上大多数老宅子的年头都长。
早年间，这里是个郎中铺子，老郎中走乡串户，人病了给搭脉开方，牲口病了给灌药针灸，十里八乡的人都喊他“江神医”。
那时候的铺子还是土坯墙，却凭着一手好医术和廉价的收费，攒下了满墙的口碑。
后来老郎中的孙子投了军，成了军医，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退役回了天目镇，就在这铺子的地基上，盖了个畜牧中心，一边教乡亲防疫一边教大家养鸡养鸭勤劳致富。
再往后，城市大规模扩张，山里的年轻人陆续外流，养殖业渐渐没落，镇上的防疫站也搬去了城里，这块地被镇政府重新挂牌出让。
接盘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退役的老军医。
他拿半生积蓄买下了这块地，按着记忆里老宅的样子，亲手拆了旧畜牧中心，重修了一遍。
老军医的儿子子承父业，也成了军医，在部队干到退休，回到天目镇，看着日渐陈旧的房子，又翻修了第三次。
他这辈子就一个儿子，走得早，只留下个孙子。
他也走了读书从军的路，在外头闯荡了大半辈子，立了功，受了伤，却在2023年中突然回了山。
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亩半的地界掀了个底朝天，花了大价钱重修了第四遍，才有了如今这副模样。
开在这种地方，生意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天目镇的养殖业早已式微，连农户家的土狗都少了许多，兽医院平日里门可罗雀。
全院上下，除了主人家，就只有两个护士。
打扫院子、喂鱼、整理草药这些杂活，都由镇里的几个脑瘫患者和残疾孤寡老人来做——他们手脚不利索，干活慢，但江家的这位新主人从不催促，给的工钱比镇里的小工还高，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变相接济。
不过这地方也并非全然冷清。
护林员巡山时捡到的受伤麂子、云豹，周围村民家被野狗咬了的家禽，甚至是临安林业部门和派出所查扣的、走私途中受了伤的野生动物，最后都会送到这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