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伦敦。
泰晤士河畔的晨雾还未散尽，丁蟹站在格罗夫纳广场附近一家私人会所的顶层套房里，手里捏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落地窗外，这座城市正在苏醒，但他眼中倒映的不是伦敦的街景，而是大西洋彼岸那片看不见的战场。
电视里，BBC的早间新闻正在播报——英镑兑美元汇率连续三日下挫，市场对英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工党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工会罢工此起彼伏，而欧洲共同市场的资本正在悄然撤离。
丁蟹关掉电视，走到书桌前，摊开一张密密麻麻写满数字的稿纸。他已经连续三个晚上没有合眼，反复推演着每一组数据。
索罗斯。
这个名字在1970年的伦敦金融城还不算家喻户晓。这个匈牙利出生的犹太人，两年前才成立了双鹰基金，在华尔街还只是个崭露头角的角色。但丁蟹从前世的记忆中清晰地知道——这个人，将是未来二十年全球金融市场上最危险的掠食者。
而现在，丁蟹记忆中的某个时间节点正在迫近。
他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一串串数据：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机制、英国央行的外汇储备规模、工会罢工的频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英国财政状况的评估报告……这些信息在他前世读过的金融史书籍中散落各处，此刻像拼图一样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
索罗斯很快就会动手。
而丁蟹要做的不只是跟风。他要抢在索罗斯之前，用更大的杠杆，撬动更大的利润。
他拿起桌上那部红色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给我接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先生的办公室。”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秘书礼貌而疏离的声音：“请问您是？”
“丁蟹。告诉他，我有一个能让汇丰在伦敦赚够十年利润的机会。如果他感兴趣，今天下午三点，我在伦敦塔桥附近那家叫‘老码头’的私人会所等他。”
丁蟹的语气平静得像是约一个老朋友喝茶，而不是约见大英帝国最有权势的银行家之一。
秘书显然被这份狂妄震住了，迟疑片刻后说道：“丁先生，沈弼先生的行程非常紧张，我需要——”
“你不需要。”丁蟹打断她，声音不大，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你只需要把我的原话转达给他。如果他不来，损失的不是我。”
说完，他挂了电话。
下午两点五十八分，老码头会所。
这是一家只对特定人群开放的私人会所，木质结构的老建筑保留了十八世纪的原始风貌，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丁蟹换了一身深灰色的威尔士亲王格三件套西装，袖扣是罗慧玲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对镶嵌着碎钻的银色袖扣，低调而精致。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壶正山小种，茶汤红亮，香气氤氲。
三点整，会所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