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安在周明远死后的第三天，召集了县里几个核心部门的负责人开了一个内部会议。
会议不在县政府大楼里开，而是在城西的一家宾馆会议室里。参加的人不多——建设局局长刘建明、财政局局长、国土局局长、城投公司总经理，一共五个人。王怀安坐在主位上，面前放着一杯白开水，没有茶，没有咖啡，什么都没有。
“今天叫大家来，不是开会，是聊天。”王怀安的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像一台调好了频率的收音机，“最近县里出了两件事，大家都知道。李建国死了，周明远也死了。两个人都是心梗，都是突然走的。但有些人说这不是意外，是有人报复。”
他停了一下，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跟他对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自己面前的杯子或手机上。
“我不信这些。”王怀安端起水杯，喝了一口，“但我不信不代表别人不信。现在外面传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沈清的鬼魂回来了，有人说沈家雇了杀手，有人说纪委要查大案。这些传言对县里的稳定不利，对大家的工作也不利。”
他放下水杯，杯底碰在桌面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
“我今天把话说明白。李建国和周明远的死，是意外，是病，是命。跟沈清案没有关系，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谁要是再在外面乱传，别怪我不客气。”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空调的出风口发出嗡嗡的低响，像一只被困在墙里的蜜蜂。
刘建明坐在王怀安的右手边，低着头，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指节发白。他的脸色很差，眼袋很深，嘴唇干裂，看起来像一个三天没有睡觉的人。事实上，他已经连续五天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每天晚上他都会在凌晨两三点醒来，然后盯着天花板，听着自己的心跳声，一直等到天亮。
他不敢睡。他怕睡着了就醒不过来。
散会后，刘建明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他走出宾馆大门的时候，王怀安的秘书小刘叫住了他。
“刘局，王县长让你晚上去他家里一趟，有事谈。”
刘建明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坐进车里，发动引擎，但没有马上开走。他趴在方向盘上，额头抵着冰凉的皮革，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他知道王怀安要谈什么。不是工作，不是项目，不是预算。是沈清。是那沓被碎掉的举报材料。是那个在挖掘机里被压死的年轻人。是那些他们以为已经永远沉在水底、永远不会再浮上来的东西。
现在那些东西浮上来了。带着李建国和周明远的血。
晚上八点，刘建明准时到达了王怀安的家。
王怀安的家在县城东边的一个别墅区里，一栋两层的独栋别墅，有院子、有车库、有假山、有水池。院子的大门是电动的，黑色铁艺，门柱上挂着两个红灯笼，灯笼里的灯亮着，发出昏黄的、喜庆的光。
刘建明将车停在门口，按了一下门铃。门开了，他走进去，穿过院子，走进客厅。王怀安坐在沙发上，面前茶几上摆着一瓶打开的茅台和两个杯子。酒已经倒好了，酒液在杯子里微微晃动，像两小潭琥珀色的湖水。
“坐。”王怀安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刘建明坐下来，端起酒杯，没有喝。他看着杯中的酒，酒液清澈透明，倒映着天花板上吊灯的光，像一个微型的、封闭的世界。
“老刘，你跟着我多少年了？”王怀安问。
“十一年了。”刘建明说。
“十一年。”王怀安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像是在品味一个老酒的味道，“十一年，不短了。这十一年里，你帮我做了很多事，我也帮了你很多。咱们之间，不说谢，不说欠，就是互相扶持。”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但现在，咱们遇到了一个坎。这个坎过不去，你我都不好过。”
刘建明的手指在酒杯上攥紧了。他知道王怀安说的“坎”是什么。
“李建国和周明远的死，不是意外。”王怀安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到，“有人在针对沈清案的所有知情人。李建国是第一个，周明远是第二个。你猜第三个是谁？”
刘建明没有回答。他的嘴唇在发抖，牙齿在打架，发出细微的、像老鼠啃木头一样的声音。
“是你。”王怀安替他回答了，“第三个是你。第四个是我。”
客厅里的空气凝固了。空调的出风口在呼呼地吹着暖风，但那暖风吹在刘建明的脸上，他感觉不到任何温度。他的身体在发冷，从骨头里往外冷，冷得像掉进了一个冰窖。
“那怎么办？”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两个办法。”王怀安竖起两根手指，“第一，找到那个人，让他停手。第二，让那个人永远停手。”
刘建明看着王怀安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犹豫，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情绪。只有一种冷的、硬的、像石头一样的东西。
“你知道是谁？”
“我不知道。”王怀安说，“但我知道该怎么找到他。”
他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扔在刘建明面前。信封没有封口，刘建明打开，里面是一沓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沈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角度拍摄的：在图书馆门口，在小区楼下，在菜市场，在河堤上。每一张照片都拍得很清晰，像是有人在很近的距离、很用心的角度拍下的。
“找人盯着他。”王怀安说，“不是一般的盯，是二十四小时盯。他去哪里，见什么人，做什么事，我都要知道。另外，查他所有的社会关系——同学、朋友、同事、在网上认识的任何人。我要知道他有没有同伙，他的同伙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