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安看到那封信的时候，手在发抖。
那是周明远死后的第十五天，北城县的冬天已经彻底来了。早上七点，天还没完全亮，他的司机小刘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他家别墅门口，然后下车走到快递柜前，拿走了那个白色的信封。信封上没有寄件人，没有地址，只有“王怀安县长亲启”几个字，印刷体，一笔一划，像墓碑上的刻字。
小刘将信封递给他，说了一句“王县长，不知道谁放这里的”。王怀安接过信封，用手指捏了捏，里面只有一张纸，很薄，像一片枯叶。他撕开封口，抽出那张A4纸，展开。纸上只有几行字，印刷体，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王县长，李建国、周明远已经死了，刘建明失踪了。你是最后一个。你杀了沈清，你欠他一条命。现在，该还了。”
王怀安的手指在纸的边缘攥紧了，指节发白，纸张在他的掌心里发出细微的、像呻吟一样的声响。他的心跳在加速，从每分钟七十二次跳到了每分钟一百多次，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他的额头渗出了冷汗，汗水顺着太阳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刺痛的。他的嘴唇在发抖，牙齿在打架，发出细微的、像老鼠啃木头一样的声音。
“王县长，您没事吧？”司机小刘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他的异常。
王怀安没有回答。他将信纸折起来，塞进上衣口袋，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的呼吸很重，很急，像一台快要散架的鼓风机。
“开车。”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车驶出了小区，驶入了主路。王怀安闭着眼睛，但那几行字在他的眼皮上燃烧着，像烙铁印在肉上，怎么也抹不掉。“你是最后一个。”“你杀了沈清。”“该还了。”
他没有杀沈清。他没有亲手杀任何人。他只是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这件事你处理一下”。然后沈清就死了。不是他杀的，是挖掘机自己翻的，是操作失误，是意外。他的手是干净的，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这些话在他的脑海中反复回响，像一首被卡住的唱片，同一个旋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越来越快，越来越响，直到他的整个大脑都被这声音占满了。
车到了县政府大院。王怀安睁开眼睛，推开车门，走下车。他的腿在发抖，但他走得很稳，脊背挺得很直，像一个真正的县长应该有的样子。他走进大楼，等电梯，上楼，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反锁。
然后他靠在门上，慢慢滑坐到地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在发抖。
他没有哭。他哭不出来。他的眼泪在七年前沈清死的那天就已经流干了。那天他站在工地上，远远地看着那台侧翻的挖掘机，看着那些血和泥土混合在一起的液体从驾驶室里流出来，他的眼睛湿了一下，然后他就把眼泪收了回去。一个副县长不能在一个死人面前哭。一个县长更不能。
但现在，没有人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是哭不出来。他的身体在发抖，他的心脏在狂跳，他的冷汗在流，但他的眼睛是干的，像两口干涸的井。
他在地上坐了大约十分钟，然后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坐下。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小刘，你把今天的行程全部取消。上午的会我不去了，下午的调研也不去了。谁问都说我身体不舒服。”
“好的王县长。”
王怀安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他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咚咚咚，咚咚咚，节奏很乱，不像节拍器，像一颗即将爆炸的心脏。
他开始想一个问题：这封信是谁写的？
答案几乎是显而易见的。沈清河的儿子，沈砚。那个在省厅实习过的法医，那个在门口用一双冷得像手术刀一样的眼睛看着他的年轻人。他有动机，有能力，有机会。李建国和周明远死了，刘建明失踪了，下一个就是他。信上写得清清楚楚——“你是最后一个。”
王怀安睁开眼睛，拿起手机，拨了县公安局孙局长的号码。
“老孙，我是王怀安。我收到一封恐吓信，有人要杀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孙局长的声音很低，很谨慎：“王县长，信上写了什么？”
“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派人来取一下，帮我查一下是谁写的。”
“好，我马上派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