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王怀安离开了城东的房子。他没有回自己的家，而是去了县政府。他需要回到熟悉的环境中，需要看到那些对他点头哈腰的下属，需要感受到自己还是一个县长，一个有权力的人。
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秘书小刘正站在门口等他。小刘的脸色很难看，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看到王怀安的脸色后，又把话咽了回去。
“王县长，您昨天没来，县里有很多事……”
“我知道。”王怀安打断了他，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打开电脑，屏幕上弹出了几十封未读邮件。他一封都没有看。他的目光落在桌上的那个白色信封上——那是他昨天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的，忘记收起来了。信封上写着“王怀安县长亲启”几个字，印刷体，一笔一划，像墓碑上的刻字。
他拿起信封，将它塞进了碎纸机。碎纸机发出嗡嗡的声响，纸张被切成了一条一条的碎片，像秋天的落叶一样，无声地落进了收集箱里。
他看着那些碎片，忽然想起七年前，周明远也是这样将沈清的举报材料塞进碎纸机的。一样的嗡嗡声，一样的碎片，一样的消失。
但那些碎片没有消失。它们变成了纸浆，变成了新的纸张，变成了那封放在他家门口的信。
王怀安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他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咚咚咚，咚咚咚，节奏很乱，不像节拍器，像一颗即将爆炸的心脏。
他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沈砚真的来了，他能怎么办？
他不能报警，不能求助，不能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一旦开口，沈清案就会被翻开，他就会变成那个“打了一个电话”的人。他的仕途会结束，他的名声会毁掉，他的家庭会破碎，他的余生会在监狱里度过。
他只能靠自己。靠那扇反锁的门，靠那个顶住门的床头柜，靠那瓶已经空了的助眠药，靠那个他花钱雇来的、不知道能不能靠得住的“东哥”。
王怀安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灯，圆形的，白色的，像一个巨大的、冰冷的眼睛。他看着那只眼睛，忽然觉得它也在看着他，冷冷地、无声地、不带任何感情地看着他。
他打了个寒噤，低下头，将目光移到了桌面上。
桌面上有一份文件，是财政局报上来的预算调整方案。他拿起那份文件，看了几行，字在眼前晃动，像一群游来游去的蝌蚪。他放下文件，拿起另一份——建设局的年度工作总结。他看了一眼开头，就放下了。
他什么都看不进去。他的大脑被恐惧占据了，没有任何空间留给工作。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不，他走到距离窗户两米远的地方，停住了。他看着那扇窗户，窗帘拉着，看不到外面。但他知道外面是县政府大院的院子，是那些来来往往的车和人，是那片他已经看了十年的风景。
十年。他在这个县长的位子上坐了十年。十年里，他做了很多事，好的坏的，干净的不干净的，说得出口的说不出口的。他以为自己是这个县城的王，是这片土地上的最高统治者，是那个可以决定别人生死的人。
但现在，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怕死的中年男人，一个被恐惧击穿了外壳的、赤裸裸的、无处躲藏的灵魂。
王怀安转过身，走回了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小刘，你帮我找一下市公安局陆沉陆支队长的电话。”
“王县长，您要找他？”
“对。我有事跟他谈。”
他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在做一个决定——一个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决定。
但在他拿起电话的那一刻，他的手指停了一下。因为他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陆沉知道了真相，他会站在谁那边？是站在县长这边，还是站在正义那边？
王怀安不知道答案。但他知道，无论答案是什么，他都已经没有退路了。
窗外的风在呼啸，吹得窗户嘎嘎作响。王怀安睁开眼睛，看着那扇窗户，窗帘在风中微微鼓动，像一个呼吸着的、活着的、有生命的东西。
他盯着那扇窗户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电话，拨了出去。
电话接通了。
“陆支队，我是王怀安。我想跟你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