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她知道沈砚说的是事实。她看过那些材料，她知道那些材料被碎掉了，被压下去了，被遗忘了。她知道如果不是沈砚杀了那些人，那些人永远不会受到惩罚。他们会在各自的位子上继续升迁、继续发财、继续过着他们优渥的生活，而沈清的骨头早就烂在了土里。
“但你杀了三个人。”林默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沈砚，你杀了三个人。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你都没有权利夺走他们的生命。这不是正义，这是私刑。这是犯罪。”
沈砚看着她，目光里没有愤怒，没有辩解，只有一种平静的、近乎冷酷的坦然。
“我知道。”他说，“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抓我，我不会反抗。”
林默的眼眶红了。她忍了很久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无声地、缓慢地、像两条细小的河流一样，流过她的脸颊，流过她的下巴，滴在她的手背上。她用手背擦了擦眼泪，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你还要杀刘建明吗？”她问。
沈砚沉默了两秒。然后他说：“他还没死。”
“我问你还要不要杀他。”
沈砚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火，不是暴力的、冲动的、失去理智的火，而是一种被压制的、被隐藏的、像地壳深处的岩浆一样的火。它不燃烧，但它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他不会活着看到春天。”沈砚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林默的耳朵里。
林默闭上了眼睛。她不想听到这个答案，但她知道她必须听到。她必须知道沈砚的真实想法，才能做出自己的决定。
“如果我让你停手呢？”她睁开眼睛，看着沈砚，“如果我说，我可以帮你，通过法律途径，让刘建明受到审判，你愿意停手吗？”
沈砚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摇了摇头。
“林默，你知道那是骗人的。你我都知道，刘建明不会受到审判。他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没有留下任何把柄。王怀安死了，周明远死了，李建国死了，死无对证。就算他承认，没有证据，法院也不会判他。他最多被免职，然后换个地方继续生活。而我哥，永远回不来了。”
林默沉默了。她知道沈砚说的是事实。刘建明是沈清案中最隐蔽的一环——他没有亲手杀人，没有碎掉材料，没有下命令。他只是传话、协调、善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法律的红线之内，即使查出来，也最多是违纪，不是犯罪。他不会坐牢，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
而沈砚要的，不是免职，不是处分，不是纪律审查。他要用命来偿。
“沈砚，你听我说。”林默伸出手，握住了沈砚放在桌上的手。他的手很凉，手指细长，骨节分明，是一双法医的手。她握着那只手，感觉到它在微微发抖——不是恐惧，不是紧张，而是某种更深的、更难以控制的东西。
“陆沉已经在查你了。他有你的手机定位记录，有你的网购记录，有你的博士论文。他知道你有能力做这些事，他知道你有动机，他知道你有机会。他现在只是没有证据，但他迟早会找到的。你不可能永远隐藏下去。”
沈砚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是感激，是歉意，还是一种决绝？她不知道。
“我知道。”他说，“但我不能停。林默，我不能停。”
林默的手从他的手上松开了。她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她的脑海中在翻涌着无数个念头——举报他、沉默、帮他、劝他自首。每一条路都通向不同的终点，每一条路都有代价。她不知道该怎么选。她只知道，无论选哪一条，她的人生都会从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