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林默请了假，提前离开了检察院。
她没有回家，而是开车去了城东的一个公园。公园不大，在城东的边缘，靠近农田。冬天没什么人来，草坪枯黄，树木光秃，湖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她将车停在路边，一个人走进了公园，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那片结冰的湖面。冰是透明的，能看到冰下面的水，水是黑色的，深不见底。
她从包里拿出一包烟——她不抽烟，但这包烟是今天早上买的，在超市的柜台前站了很久，最后还是买了。她抽出一根，用打火机点着，吸了一口。烟很呛，呛得她咳嗽了好几声，眼泪都呛出来了。她没有放弃，又吸了一口，这一次好了一些。烟雾在她的面前飘动着，像一团一团的幽灵，扭曲着，然后消散。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抽烟。也许是想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检察官，也许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也许只是想做一件她从来不会做的事，来提醒自己——她已经不是原来的林默了。
她想起自己刚当检察官的时候，第一次出庭公诉。那是一个盗窃案，被告人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偷了一辆电动车。她在法庭上指控他，要求法院判他有罪。男孩的妈妈坐在旁听席上，一直在哭。她当时觉得很难受，但她告诉自己：这是法律，法律必须被执行。不管被告人多可怜，不管他的家人多伤心，法律不会因为眼泪而改变。
但现在，她面对的不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而是她最好的朋友。她不能像对待那个男孩一样对待沈砚。她做不到。
她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她抬起头，看着天空。天很蓝，蓝得像假的，像一块被PS过的背景板。她忽然觉得那个蓝色的天空下面，站着一个黑色的人影，那个人影没有脸，没有身体，只有一双眼睛——冷得像手术刀一样的眼睛。那双眼睛在看着她，在问她一个问题：“林默，你选哪一边？”
她不知道答案。但她知道，无论选哪一边，她都会失去一些东西。选法律，她失去沈砚。选沈砚，她失去自己。
她拿起手机，开了机。屏幕上有十几条消息和未接来电，大部分是单位的，还有几条是陆沉的。她没有看，直接拨了沈砚的号码。
电话接通了。
“沈砚，是我。”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文件，“我不会举报你。我也不会帮你。你做什么是你的事，我不会再问了。但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如果你杀了刘建明，你就不是为沈清报仇了。你是在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杀了你哥，你觉得他们是坏人。如果你杀了刘建明，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林默以为沈砚已经挂了。
然后他的声音响了起来，很低，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林默，你说得对。我和他们没有区别。从一开始就没有。”
电话挂了。
林默拿着手机，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风吹过来，冷的，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在脸上。她没有缩脖子，没有拉外套，只是坐在那里，像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
她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当她终于站起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西边的天空是一片暗红色的、像血一样的颜色。她转过身，走出了公园。坐进车里，发动引擎，驶入了主路。
她开着车，漫无目的地行驶在北城县的街道上。经过翠屏小区的时候，她放慢了速度，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居民楼。五楼的窗户亮着灯，暖黄色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出来，像一个安静的、普通的、幸福的家。沈砚就在那扇窗户后面，也许正在吃饭，也许正在看书，也许正在陪侄子写作业。一切如常。
林默看着那扇窗户，看了很久。然后她踩下油门，驶过了小区。
她回到检察院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同事们都下班了，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她的脚步声在回荡。她走进办公室，关上门，没有开灯。她坐在黑暗中，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她的手机震动了。她看了一眼——是陆沉发来的消息：“林默，我知道你很难做。但你是检察官。你应该知道，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
林默看着这行字，沉默了很久。然后她回了一条消息：“陆支队，我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不用你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