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白阿姨的信
1
信是第二天早上送来的。
沈时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门缝下面塞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寄件人，没有地址，封口处用胶水粘着，但已经干透了，轻轻一撕就开了。
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已经发黄，表面有一层细细的裂纹，像干涸的河床。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一栋楼前，手里拿着一台相机。她穿着白色的衬衫，头发扎成低马尾，脸上的笑容很好看——不是那种刻意的、对着镜头的笑，而是一种自然的、被人从侧面捕捉到的、正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时的笑。
沈时认出了那栋楼。是时光管理局。只是年轻了几十年，外墙没有现在这么斑驳，窗户看起来新一些，但轮廓、位置、门前那棵槐树——都一样。
他认出了那个女人。是白阿姨。年轻的白阿姨，大概二十多岁，眼睛很亮，皮肤很白，嘴角的弧度和他记忆中一模一样——只是那时候的弧度不是神秘的笑，不是意味深长的笑，而是一种简单的、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隐藏的笑。
他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字迹是白阿姨的，圆圆的，小小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
“这台相机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
沈时把照片放在桌上，低头看着自己脖子上的相机。老海鸥安静地躺在他的胸口，镜头对着前方，和照片里白阿姨手里的那台一模一样——不，不是一模一样。是同一个型号，同一款，同一个年代生产的。
他从来不知道白阿姨也有一台相机。
陆时光说过，白阿姨年轻的时候也有一台相机，和沈时的差不多。后来用得太多了，记忆扣得太多了，相机就坏了。但她舍不得扔，一直留着，放在办公室的某个地方。
沈时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走到白阿姨的门前。门没有锁，他推开门走进去。办公室和他昨天离开时一样，毛线团堆在桌角，窗帘半拉着，阳光从缝隙里漏进来。
他开始翻找。
2
白阿姨的办公室不大，但东西很多。除了那些毛线团和织到一半的围巾，还有几个铁皮柜子靠在墙边。沈时从来没有打开过那些柜子。他之前觉得那是别人的东西，不该动。但现在，白阿姨走了，也许不会再回来了。她在信里说“这台相机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她不是在拒绝回答，而是在告诉他，答案不在她那里，在她留下的东西里。
沈时打开第一个柜子。里面是文件——不是管理局的档案，是手写的笔记，一本一本的，用绳子捆着。他随便翻开一本，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日期、地点、案件编号、记忆余额的变化。是白阿姨的工作日志。她从哪一年开始记录的？他翻到第一页，上面的日期是1978年。
1978年。四十多年前。
沈时把日志放回去，打开第二个柜子。这个柜子里没有文件，只有一样东西——一台相机。
黑色的，老式的，和他脖子上的那一台一模一样。但它坏了。机身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痕，从取景框一直延伸到机身底部，像一道被闪电劈开的伤口。镜头上有裂纹，快门按钮卡住了，按不下去。机身表面有磨损，边角的漆都掉了，露出下面银色的金属。
沈时把相机从柜子里拿出来，捧在手心里。它比他脖子上的那一台轻——不是因为型号不同，而是因为它里面空了。没有记忆，没有时光，没有任何残留的东西。它只是一个空壳，一个被用尽了的容器。
他把相机翻过来，看底部。那里刻着一行字，和沈时相机底部的一模一样——一个编号，和生产日期。
生产日期：1975年。
比他的相机早十年。
沈时把白阿姨的相机放回柜子里，关上柜门。他站在那间安静的、堆满毛线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的办公室里，手里攥着那张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白阿姨在笑。二十多岁的，拿着相机的，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多少记忆的白阿姨。
他不知道她在笑什么。也许是因为那天阳光很好，也许是因为她刚拍到了一张很棒的照片，也许只是因为她还年轻，还有很多记忆可以失去，还不怕。
沈时把照片放进口袋，走出了白阿姨的办公室。
3
回到自己的工位，沈时把那封信和照片放在桌上，然后拿起相机，翻到底部，看那行刻着的字。编号：C-047。生产日期：1985年。
白阿姨的相机是1975年生产的，编号以B开头。他的相机是1985年生产的，编号以C开头。中间差了十年，差了一个字母，差了一代调查员。
他想起了那本《时光相机使用指南》里的某句话——他不记得是哪一页了，也不记得具体的措辞，但他记得大概的意思：每一台相机都是定制的，与调查员的时光频率绑定。相机坏了，调查员就不能再工作了。但调查员的记忆不会回来。失去的就失去了。
白阿姨的相机坏了。她不能再拍照了，不能再当调查员了。但她没有离开管理局，她留下来当了局长，每天织毛衣，处理文件，坐在那间堆满毛线的办公室里，看着一代又一代的新人进来，看着他们按下快门，看着他们的记忆余额一点点下降，看着他们变成和自己一样的人——记忆越来越少，相机越用越熟练，但自己越来越空。
她看着他们，就像看着年轻的自己。
沈时把相机重新挂在脖子上，拿起那张黑白照片，又看了一遍。照片里的白阿姨站在时光管理局门前，手里拿着相机，笑得很开心。他不知道那台相机里当时装着多少记忆——也许是满的，两百。也许更多。也许她曾经也是一个记忆余额接近满格的、年轻的、充满可能的调查员。
但现在，她的记忆余额还剩多少？
他不知道。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他。
他只记得她说的话：“我剩下的记忆不多了。但留下来的那些，每一个都值得我用一辈子去换。”
4
下午，沈时去了地下档案室。
他要查一个人。不是白阿姨，不是他父亲，不是任何一个寄生体。他要查一个名字——他自己。他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出现在管理局的记录里的。
档案室还是那样，巨大的地下空间，铁质书架，发黄的牛皮纸档案袋。日光灯管嗡嗡地响，像一群被困在玻璃管里的蜜蜂。沈时走到标着「人员档案1980-1990」的书架前，找到了1985年的文件夹——他出生的那一年。
他翻开文件夹。里面是那一年的所有调查员和工作人员的名单、入职记录、离职记录。他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中间的时候，看到了一张熟悉的照片。
他父亲。沈建国。入职日期：1985年3月。相机编号：C-047。
和沈时的相机编号一模一样。
沈时盯着那行字，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滑过。C-047。他的相机，原来是他父亲的。不，他早就知道这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但他不知道的是，这台相机从一开始就是绑定在他父亲身上的。他父亲离职后，相机没有上交，没有被销毁，而是被他带走了，保存了二十多年，然后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了他的手里。
这台相机认识他父亲。它储存过他父亲的记忆。它见证过他父亲从年轻的、充满希望的调查员，变成一个沉默的、被记忆压垮的、最后连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都不记得的人。
然后，它认识了他。它看着他长大，看着他上大学，看着他毕业，看着他找不到工作，看着他坐在那间十二平米的出租屋里，看着窗外的灰色居民楼发呆。
它一直在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