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在整个世界古代史上都是非常被动的，而最终还是被攻破，游牧民族的骑兵像潮水般的涌向农耕民族，尽管大致情况如此，可也并非没有例外。
游牧民族之所以如此强悍无外乎拥有大量精锐的骑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战争的决定性力量，如果农耕民族能够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来，以骑制骑，游牧民族的优势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农耕民族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比游牧民族要困难一点，马更适宜于高寒地区生长，但不是说在中原就训练不出，黄土高原海拔高，气候凉爽，就适宜牧马。
问题是农耕民族由于定居较早，产生了所谓的文明，由于定居而开始崇尚安宁、和平，最终导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随着古代文明的发展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开始贪图享受，统治阶层挥霍无度，人人视从军为畏途，不要说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就是步兵也不好好操练，武备松弛，结果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可见并不是游牧民族的骑兵有多么厉害，而是广大农耕民族懦弱、腐败的社会风尚使然。如果农耕民族能够开拓进取，大可以跃马草原，扬威世界。
世界古代史上的有众多的文明，而只有我们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有人将之归结为儒家学说的作用，这种提法值得商榷。
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主要不是儒家学说的作用，而是秦汉时期我们祖先的勇武精神为我们打下了牢不可破的伟大基业，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的农耕文明曾经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使游牧民族大失威风，从轩辕黄帝到盛唐，中原的农耕文明明显能够驾驭塞外的游牧文明。
在欧亚大陆古代史上，这是一个奇迹.
唐朝以后特别是宋朝，以偌大一个国家一败再败，竟然不是辽、西夏、金的对手，懦弱无能这个概念开始与我们的文化有了不解之缘，一直延续至今，渗入相当一部分人的骨子，许多人也习以为常了。
可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民族尚未形成，国家四分五裂，列国征战，可就在这样艰险的情况下，占据着贫瘠太行山的赵国，竟全歼匈奴十万骑兵，创下了步兵集团全歼骑兵集团的光辉战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匈奴不敢南下，赵国与此同时开始大举开疆拓土，连败楼烦、林胡、东胡诸部，拓地一千余里，在河套阴山一带置郡设县，这是何等气魄。
而后来的北宋以天下之大竟委曲求全、苟且偷生。
区区一个赵国，东有齐、燕，南有韩、魏，西有强秦，国防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可他凭什么竟能打败匈奴、拓地千里呢？刚才我说过，农耕民族战胜游牧民族并非不可能，只要有尚武精神，并“师夷长技”，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骑兵，大可扬威四方。尚武精神自不必说，在周、秦、汉、隋、唐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祖先的血液里流淌的是赳赳武夫的豪迈。
闻一多当年曾称引英人威尔斯所著的《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
闻一多解释：“土匪”包含有中国武狭的意思。梁启超在《中国武士道》自序中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农耕和习武是中国初民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农闲即进行训练，每隔三年，要进行一次大的军事演习。
所谓“四时习武，三年大习。”（《左传、隐公五年》）远古最早的学校就是未成年人军事训练的场所，学校以射御和礼乐为主，“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古代教师被称为夫子，旧缘于“百夫长”、“千夫长”，等军官的职称。（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远古好剑之风在社会上经久不衰。春秋战国时，尚武精神成为席卷列国的社会风潮，专以剑术为能，并借此为生的剑客不计其数。他们差不多都成了职业剑客和专职杀手。《庄子、说剑篇》记载：“昔赵文王善剑，狭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亡岁百余人，好之不厌。”为了生活居然以死相拼，甚至用生命做代价，可见当时好剑之风竞争的激烈程度。
习武角力并不只是猛将和剑客的专利，上至诸侯，下至平民百姓，或骑射，或格斗，都有些须功夫，就连孔子也不例外。
“士”阶层在上古长期指武士阶层，到春秋战国开始分途，一部分人开始兼任文职，但过度时期的士都能武。
孔子就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对弟子说：“吾何执？执舆乎？执射乎？吾执舆也。”那时的学校教育还包括驾车和射箭两项军事训练，但空子独钟情于“礼”、“乐”。
看来孔子也是空长了一副武士的皮囊，竟干了些消磨武士斗志的事情。到了宋朝，“士”彻底成了文职，帝国就这样衰落了。战国时期，像鲁、宋、卫等不崇尚武力的国家只有灭亡
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的条件在当时是完全具备的。今天我们谈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以长城为界，而在两千多年前人口稀少，今长城以南的地区并不可能全都开辟成良田。
河、洛一带开发较早，基本变成了农耕区，而山、陕、甘等地地处黄土高原，开发较晚，那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系统还没有今天这么脆弱，高原上有着大片的草原和森林，所以秦汉时黄土高原上的先民就半农半牧，直到今天你也可以在这一带看到有牧羊的老农，而黄土高原大部分以前全是游牧民族的栖息地。
周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为唐侯，叔虞在唐国内“强以戎索”，就是说按照戎狄的生活习惯分配牧地。叔虞子燮父改国号为晋。
东周初年，晋献公定都绛，开始对外扩展，公元前661年建立上下两军，扩大了一倍的军力，相继灭掉耿、霍、魏、狄人东山皋落氏、虢国、虞国，统一汾河流域。
其疆域西与秦国以黄河为界，南到晋豫交界处，东达太行山，北与戎狄相接，晋国逐步成为一个“地险多马”的大国。
地险指晋国地势险要，表里山河，而晋国的强大不是由于地势险要，更主要是由于军马众多，马匹的多少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弱，他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军事力量强弱的标志。
今天长城以南的农耕区也并不是自古如此，农耕文明是逐步向北开拓的，长城这个界限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
赵国的强大不仅因为马匹众多，更因为伟大的赵武灵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胡服骑射。
这一政策包括两个部分，首先胡服要求赵国人脱去华夏民族的宽衣长袖，因为华夏族的服饰不适宜于骑马射箭，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这种要求不仅在军队中，而是要求全体赵国人。
虽然许多守旧贵族反对，但在赵武灵王大刀阔斧的气势下彻底实现了。再就是骑射，赵国地处北疆，经常受到东胡、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侵袭，在战斗中，步兵、车兵非常被动，而对方的优势就是骑兵，弓箭在近距离的杀伤力非常大，所以赵武灵王开始师夷长技了。
武灵王训练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加强弓马骑射，结果军事力量大增，向北拓地千里，游牧民族的优势荡然无存了。
除却赵国的武力外，尤令我们叹服的是赵武灵王富国强兵的精神，为了强国他居然下令全体臣民改掉几千年的传统服饰，而向华夏民族一向鄙视的夷狄学习.
这与彼得大帝为了俄罗斯的强盛而要求俄罗斯人剪掉胡子，改穿西装是极其相似的，这就是我们先祖的气魄，是我们赖以存在发展的精神支柱，洋溢在赵武灵王身上的拓边创新精神才是我们绵延几千年的根源。
同样秦国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他北有胡马之利，所谓胡马之利是指当时秦国北部有大量的牧区，为秦国提供了大量的军马。
同样汉武帝时期之所以能够用兵四方，就是因为汉武帝时期朝廷牧马众多。
汉朝初期，民生凋敝，皇帝出巡都无法具备颜色一致的四匹马，宰相有的还要乘牛车，而汉武帝时期国家异常殷富，田野里牛马成群，一般朋友聚会，谁要是骑着母马，就会被大家讥笑，由于牧马很多，汉朝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这为汉军进入大漠作战创造了条件。
唐代也一样，唐玄宗时，朝廷牧马以百万计，为国防提供了强大的机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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