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家政府权力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开始兴起，那就是名叫“自由兵团”的政治团体。
这个兵团是由部队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阿道夫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激情。这些“自由兵团”的组织成员经常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
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的，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的，经济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化，戏曲是庸俗而千篇一律。”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建立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的赞同下，也在夺取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交通设施，公共设施，以及兵工厂。
1919年1月3日，处在绝境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水兵叛乱，此时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
6日上午，20十万身背武器的工人举着红旗，浩浩荡荡地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向提埃加登集结。
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信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埃尔伯特以及他的同僚躲藏在里面。
到了次日的上午，德国共产党人已经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科尼希大街，在萨罗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经是铺天盖地。除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政府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24小时，仍在政府手中的市内主要建筑物已经寥寥无几。
在德国共产党开始行动的期间，“自由兵团”也进行了干预。不到一周的时间，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的领导人士都被批捕并惨遭杀害。
在“红色玫瑰”死后4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这是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35000万选民中，3000万人为国民议会的423名候选人投了票。霍亨佐伦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15％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派”一样，得到了40％的席位；极左派“独立社会主义者”仅得到了7％的席位。
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
因为刀枪林立的柏林不安全，国民议会的所在地选在了首都西南150英里以外的魏玛。2月6日，国民议会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式。没有乐队，没有马队，没有耀眼的制服。
5天后，一个工作政府成立了，埃尔伯特凭借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命了第一个总理大臣，由总理大臣组建内阁，由诺斯克出任国防大臣。他的选举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自认是为政治而生并且必须从事政治的阿道夫，此时正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即将关闭，他和弗兰兹同时被分配到第二步兵团，团部设在施霍宾。
2月21日库尔特·埃斯纳在清晨草拟了一份声明，宣布辞职，但在前线兰塔克递交辞呈的半途，遭到了安东·阿科瓦利公爵的暗杀。阿科瓦利公爵是一名青年骑兵军官，因母亲是犹太人，遂被反犹集团打了下去。
埃斯纳本可在一小时之内任职，其统治也可被走中间路线的政府代替，但他的暗杀带来了阿科瓦利最害怕的后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
不久前还几乎遭到所有人鄙视和反对的埃斯纳，顷刻间便成为了烈士和无产阶级的圣人，革命也随之被暗杀而苏醒。
工人士兵中央委员会开始戒严，并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当过教师）为首的完全社会主义的政府，还宣布进行总罢工，晚上7点开始宵禁，由于学生们在为他们的英雄阿科瓦利欢呼，慕尼黑大学被迫关闭。
两个星期后，第三国际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一致通过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决定。在接踵而来的欢庆胜利的活动中，列宁号召全国工人起来，强迫他们的领导人从俄国撤军，恢复外交和商业关系，并用大量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和指导员的办法，协助重建这个刚长羽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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