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4月27日，慕尼黑已被完全包围。为报仇雪恨，被围困的红军把苏维埃共和国在全慕尼黑的敌人都抓了起来。水兵们抓了反犹的“图里会”的7名成员，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书。共约100名人质被监禁在留波乐德中学。
4月29日，征服慕尼黑的包围圈不断紧缩，城内的革命者惊慌失措。有人谎报说，白军已占领了主要的火车站，顿时，红军指挥部的人员便走散一空。除托勒(他获释，以进行最后抵抗)和红军的指挥官外。红军的指挥官决定对白军进行最后的报复，因为不久前，“自由兵团”曾在一石场里处决52名俄国战俘并枪杀十多名手无寸铁的工人。
他下令将关在学校里的人质全部处决。托勒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前去阻止这次屠杀。但待他赶到时，至少有20人已被杀害。
有个学生从红军残存的阵线溜了出去，将这一暴行情况向“自由兵团”的指挥官做了报告。于是，他们决定拂晓进城。5月1日，晴朗而温暖。“自由兵团”从几个方向朝城内涌来。除在霍普班诺夫和施霍宾地区遭到一些抵抗外，他们没费多大工夫便把零星的革命力量解决了。
“自由兵团”的部队受到被解救出来的市民们的欢呼，在马里恩广场还举行了群众集会。红旗降落了，换上的是巴伐利亚的蓝白国旗。
正当列宁在红场上向大型的“五一”节群众集会宣布共产主义的胜利时(“不仅在苏维埃俄国，而且也在苏维埃匈牙利和苏维埃巴伐利亚，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正在自由地、公开地庆祝周年解放。”),“自由兵团”正在慕尼黑消灭抗拒分子的老巢并逮捕红色领导人。
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已属于“自由兵团”。很快，他们便在路德维希大街大踏步前进，在经过弗尔德赫仑大厅时，还操起正步。埃尔哈特旅的士兵，头戴乐字钢盔，高唱着“头戴乐字盔，黑白红袖章………
到5月3日，慕尼黑已全被夺取，“自由兵团”所付出的代价是68条生命。当然，此仇也得报。属圣约瑟夫会的30名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在一酒店内商讨演出话剧的事情时被捕。他们被押进惠特尔巴赫宫的地下室，其中21人被当作危险的赤色分子枪杀或被刺刀挑死。
数以百计的人在类似的情况下被杀死，数以千计的人被押赴“自由兵团”所属各部示众“以示警诫”。另外，他们还颁布一系列苛刻的告示，继续进行镇压。有些告示是根本无法执行的，例如，有告示规定，必须立即交出武器，否则枪毙。
在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市民们被逐出家门，或受侮辱，或挨鞭打，或被杀害。“自由兵团”把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的铁蹄下解救出来，共和国做得虽然过分，但若与解救的方法相比，却又相形见绌。
“要叙述白军的暴行，非有厚厚的一本书不行，”法国驻慕尼黑武官报告说，“………肆无息惮而又有组织的野蛮行为……野蛮的屠杀，无法形容的胡闹……”
英国的官员们要不是没有看见这些暴行，要不就是视而不见，宣布这些暴行是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慕尼黑苏维埃插曲之结果。
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局报告说，“是在全德加强了法律与秩序，使斯巴达克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群众中名声扫地。”共1000多名所谓的“赤色分子”被“自由兵团”处决。
在慕尼黑，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堆起如此多的尸体，使人们的健康受到了威胁。对那些无法辨认的尸体，只好抛入堑壕。
以理想为目标的万德沃格尔的青年，曾把他们的崇高理想带进战壕。现在，作为“自由兵团”的士兵的他们，又把这些理想带上了德国街头。
“这是一代新人，是突击队战士，是中欧的精华。”他们的桂冠诗人恩斯特·容格写道，“这是一个崭新的种族，坚强、有智慧，又满怀目标。”他们将是为拯救德国而战斗的军人。“我们必须用鲜血铸造新的形式，用铁拳夺取政权。”
慕尼黑之赤色政权使积压在阿道夫心头的憎恨苏醒了。在慕尼黑获得解放后不久，便发生了一件将改变希特勒的生活、扭转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
1919年6月28日，获胜的盟国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德国政府没怎么拖延便批准了和约的条款。条件很苛刻，德国被迫独自承担引起战争的责任，并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
大片大片的帝国领土被夺走: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落人法国之手，马尔梅蒂地区割给了比利时，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鲁士割给了波兰。德国还丢失了它的殖民地。丹吉克成为一个自由邦；萨尔、施莱维希和东普鲁士将拥有公民投票权。
更有甚者，盟国将占领莱茵河15年之久，莱茵河右岸30英里宽的地带将被划为非军事区。条约还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或军用飞机，军队数目仅限10万。这样，德国蒙受之耻辱达到了顶点。
这支新的力量，即德国国防军，几乎立即开始行使比其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权力。为使部队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们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在部队中调查以颠覆为目的的政治活动，还向工人组织渗透。
在负责这个单位的卡尔·梅尔上尉所挑选的人员中就有希特勒。阿道夫原是最适合干这一行当的，但梅尔之所以挑选他，是因为他在战时有过模范记录，也可能是出于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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