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极其严肃，“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肯定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更不能得出‘独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错误结论！”
“首先，”赵刚分析道，“西班牙的经济起飞，是在其放弃了早期那种封闭僵化的国家管制模式、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之后才出现的！这恰恰说明，开放和搞活经济才是发展的正确方向！”
“其次，”他继续说道，“所谓的‘西班牙奇迹’，是在什么样的政治前提下实现的？是在剥夺了人民基本政治权利、压制了工会力量、并且可能存在严重腐败和不公（虽然天幕暂未详细展开）的条件下实现的！这种以牺牲政治自由和社会公平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增长，是畸形的！是不健康的！”
“再次，”赵刚强调，“我们不能只看到增长的光鲜，还要看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患！比如，对外国资本和旅游业的过度依赖？国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公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在当时被高速增长所掩盖，但迟早会暴露出来！”
“所以，”赵刚总结道，“评价佛朗哥时期的经济发展，必须将其放在其独裁统治的政治背景下进行全面的、批判性的分析！绝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成就来为其政治上的反动和罪恶进行辩护！”
吴敬中评价道：“嗯，看来光靠高压和保守是不行的，还得懂得搞活经济才行。佛朗哥后来用了批懂经济的技术官僚，把门打开了点，让外国人进来投资旅游，经济就上去了。这说明，有时候，用对人，走对路（至少在经济层面），比光喊口号管用。”
余则成记录：“经济‘奇迹’（60年代-70年代初）：背景：放弃早期自给自足政策，转向开放/市场化。主导者：技术官僚（与主业会OpusDei有关？）。措施：稳定计划，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发展旅游/工业/出口。效果：经济高速增长（年均7%），工业化/现代化加速，生活水平提高。被称为‘西班牙经济奇迹’。疑问：代价？公平性？可持续性？与独裁统治关系？”
上海明公馆，明楼看着西班牙经济起飞的画面，眼神锐利。
“威权体制下的经济现代化。这在二十世纪的后发国家中，并非孤例。”他说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强有力的威权政府，如果能够制定出相对务实、符合经济规律的政策，并且能够有效地动员资源、吸引外资、维持社会（表面）稳定，确实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虽然体制不同，但也有威权色彩）、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皮诺切特和佛朗哥后期，都可以视为这种模式的不同变体。”
“但是，”明楼的语气变得严肃，“这种模式的内在矛盾和风险也是巨大的。它往往以牺牲政治自由和个人权利为代价；容易滋生腐败和裙带关系；其增长成果往往分配不均，加剧社会对立；并且其长期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它能否最终和平、顺利地过渡到真正的民主法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周卫国也承认了西班牙经济发展的成就，但他更加关注其政治前提和最终目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这是好事！”他说道，“但是，绝不能以此来证明独裁统治的合理性！我们追求的，是既要经济发展，也要政治民主！既要物质富裕，也要精神自由！两者不可偏废！”
“而且，”他补充道，“佛朗哥搞经济发展，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独裁统治！是为了维护那个反动的、剥削人民的体制！这与我们共产党人发展经济是为了解放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是截然不同的！”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稳定的表象之下，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也并非高枕无忧。一些长期被压抑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地区分离主义问题，如同潜藏的火山，始终威胁着他所构建的“秩序”。其中，来自巴斯克地区的挑战尤为突出。
天幕画面切换，聚焦于西班牙北部、与法国接壤的巴斯克地区（BasqueCountry）。这里有着独特的语言（巴斯克语，与印欧语系无关）、悠久的历史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画面上可能出现巴斯克地区的山地风光、独特的文化符号，但也可能出现一些象征冲突和暴力的场景：例如，爆炸后的废墟，或者是一些蒙面武装分子的形象。
天幕文字开始聚焦于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埃塔”（ETA）：
“在佛朗哥长期的、强调西班牙国家高度统一、并压制地方语言和文化的政策下，一些拥有强烈民族认同和分离倾向的地区，其反抗情绪从未平息。其中，巴斯克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尤为激烈和持久。”
“‘埃塔’（ETA，是巴斯克语EuskadiTaAskatasuna的缩写，意为‘巴斯克祖国与自由’BasqueHomelandandLiberty），是一个成立于1959年（佛朗哥统治时期）的、旨在通过武装斗争和恐怖袭击手段来争取巴斯克地区脱离西班牙独立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
“在佛朗哥统治期间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里，‘埃塔’在西班牙境内（偶尔也在法国）策划和实施了数百起爆炸、暗杀、绑架等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包括军警、官员和平民），成为了西班牙国内最主要、也最棘手的内部安全挑战之一。”
“佛朗哥政权对‘埃塔’及其同情者采取了极其严厉的镇压措施，包括大规模逮捕、酷刑、以及可能的法外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