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死寂并未持续太久，它就像一块被投入熔炉的冰，在祁同伟眼中翻腾的火焰下迅速蒸发。
记忆的闸门轰然洞开，将他猛地拽回了1998年那个阴雨连绵的夏季。
南江市局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空气潮湿而闷热，年轻的周正阳和稍显腼腆的吴志民正凑在一起，头顶着头，在一本封皮都快磨烂的《刑事侦查实务》上写写画画。
那是他们共同的破案笔记，每一个线索，每一次推演，都交织着两个人的笔迹。
周正阳字迹张扬，吴志民的则工整内敛，他们曾开玩笑说，这本册子将来是他们俩并肩战斗到退休的最好见证。
一个疯狂的念头如闪电般劈开了祁同伟的思绪。
他猛地抬起头，双眼锐利如鹰，死死盯住张建国：“立刻去查！查当年监狱接受社会捐赠的旧书清单，特别是1998年前后，从市局机关单位捐赠过来的那批！”
张建国被他身上陡然爆发的气势震慑，不敢有丝毫怠慢，转身飞奔而去。
祁同伟的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捏得发白，他在赌，赌那本承载着兄弟情谊和破案心血的笔记，没有被当成废纸处理掉。
结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好。
张建国很快带回消息，狱图书角里确实有一册几乎散架的《刑事侦查实务》，正是来自市局的捐赠。
祁同伟让他立刻把书取来。
当那本熟悉的、带着霉味和岁月痕迹的旧书递到他手中时，他翻开扉页，一行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一半飞扬，一半规矩——“周吴，生死同册”。
心跳在瞬间漏掉一拍。
计划在他脑中飞速成型。
次日放风时，祁同伟状似无意地在经过一个监控死角时踉跄了一下，手中的书恰好脱手，掉进了墙根的缝隙里。
他没有回头，径直走向操场。
他知道，吴志民，或者说，现在顶着这个名字的那个男人，有每天午后去图书角借阅的习惯。
第二天，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果然借走了那本残破的旧书。
当晚，他翻开书页时，一张小小的纸条从夹缝中飘落。
上面只有一行字，是祁同伟模仿周正阳的笔迹写的：“你还记得我们说好要一起退休吗？”
这是他们当年私下约定的暗语，一句旁人听来稀松平常的问候，对他们而言，却代表着最深层的身份确认和信任召唤。
几乎在祁同伟的纸条送达的同时，高小琴的安排也已悄然启动。
一名经验丰富的女社工以“重点关怀对象心理援助”的名义，敲响了吴志民家的门。
起初，回应她的是彻底的沉默。
第一天，无人应门。
第二天，门内传来沙哑的拒绝声。
第三天，依旧是紧闭的房门。
社工没有放弃，她知道对付这种深度自我封闭的人，耐心是唯一的钥匙。
第四天清晨，当她再次来到门口时，意外地发现门前的地垫上放着一把黄铜钥匙和一杯已经冷掉的茶。
社工心中一动，这是无声的许可。
她用钥匙打开门，看到那个男人正坐在窗边的阴影里，低着头，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
整个交谈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那个姿势，仿佛要把自己缩进黑暗里。
直到社工准备离开时，他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不是他，我也不是我。”
这句话让高小琴收到报告后，心头猛地一沉。
这不是简单的失忆或逃避，这是在长期的、系统性的精神打压和药物控制下，人格已经发生混淆，甚至连自我存在的价值都开始否认。
她立刻做出决断，必须用更猛烈的药。
她让人将周正阳在精神病院里嘶吼着写下“我不是疯子”那几个字的监控视频，剪辑成一张张无声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幻灯片，匿名打包，通过同城快递寄往吴志民的家中。
她要用最原始、最直接的视觉记忆，去撞击那堵被强行筑起的心灵壁垒。
另一边，陈海的调查也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
他利用专案组的权限，调取了吴志民近十年来所有的医保记录。
一条清晰的脉络浮现出来：吴志民每个月都会固定前往市精神卫生中心，领取一种名为“舍曲林”的抗抑郁药物，而每一张处方单的末尾，都签着同一个名字——苏文清。
陈海没有声张，拿着专案组的公函，直接找上了苏文清医生。
这位年近五十、气质儒雅的女医生在看到公函时还算镇定，只是以“保护患者隐私”为由百般推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