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年11月，建康城内张灯结彩，钟鼓齐鸣，南渡的司马皇族终于在江东重建东晋了。然而，当司马睿身着龙袍，端坐在那张象征至高无上皇权的龙椅上时，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举动。
“王丞相，请上座与朕并坐。”
偌大的大殿内瞬间寂静无声，只能听到众人急促的呼吸声。这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荒诞剧。
被称作王丞相的男人脸色煞白，连连摆手推辞：“陛下，这万万不可啊！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这个男人叫王导，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也是让司马睿能够在江东立足的最大功臣。司马睿悻悻作罢，但这个插曲却如同一个不祥的预兆，预示着这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东晋11位皇帝掌权的多年里，这种主弱臣强的格局将会彻底主宰东晋的政治生态，也将催生出一个又一个权臣。
于是，东晋的政治舞台变成了一个各大世家轮番表演的大戏台。琅琊王氏唱罢，颍川庾氏登场；庾氏退幕，龙亢桓氏粉墨登场；桓氏覆灭，陈郡谢氏接踵而至。
在这种政治格局下，东晋王朝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如果连自己丢失的土地都收不回来，这个政权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伐成为东晋政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东晋朝廷一边不断地喊着要北伐，一边又不断地阻挠真正的北伐行动。
因此，北伐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政治表演。每当有新的权臣掌权时，他都会高调宣布要进行北伐，然后组织一些象征性的军事行动，做做样子给人看。
东晋立国前，司马睿的地位相当尴尬——论血缘关系，跟正统的晋朝皇室相距甚远，甚至连旁支都算不上。更要命的是，司马睿的性格也注定了他不是一个强势的君主：恭俭退让，不显灼然之迹。
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身份前往江东。这个结果是以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主动运作的结果，因为他们通过对局势的分析作出了中原即将大乱的判断，想提前避难江东，延续家族的权益。
江东的本土大族们对这些南来的北佬并不友好。在他们眼中，司马睿不过是一个丧家之犬般的落魄皇族，凭什么要他们俯首称臣？更何况，江东的大族习惯了自治，对中央政权的权威并不怎么买账。
江东本土大族的代表人物们曾经多次策划叛乱，企图将司马睿这个外来户赶走。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司马睿几乎陷入了绝境。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琅琊王氏站了出来。
王导的策略相当精明：他深知硬来是行不通的，于是采用了怀柔政策，通过各种方式拉拢江东的本土大族。
他为司马睿安排了大量的联姻，让皇室与江东大族结成利益共同体；他大量启用江东本土的人才，给他们高官厚禄；他还利用自己家族的声望和人脉，为司马睿背书，让更多的人相信这个北方来的皇族是值得追随的。
与此同时，王导的堂弟王敦则在军事上为司马睿保驾护航。这个性格强悍的武将，以铁腕手段镇压了一次又一次的叛乱，让那些蠢蠢欲动的江东大族不敢轻举妄动。
就这样，在王导和王敦的双重努力下，东晋政权总算在江东站稳了脚跟。为了表达自己对王导的尊重，司马睿称其为“仲父”。
然而，这种稳定是有代价的——司马睿必须与世家大族分享权力，而且是很大一部分权力。
司马睿虽然贵为皇帝，但实际上很多时候都得看王导的脸色行事。朝廷的重大决策，往往需要王导点头才能实施；重要的人事任免，也必须征得王导的同意；甚至连皇帝的日常起居，都由王导关照。
更荒谬的是，王导还经常以臣子的身份来教育皇帝。
有一次，司马睿想要亲自处理一些政务，王导立即上奏阻止，理由是陛下春秋鼎盛，正应该多学习先贤典籍，不宜过早涉足政务。司马睿只能乖乖听话，继续当他的学生皇帝。
王敦手握重兵，担任荆州刺史，王导作为首辅似乎也只是热衷于平衡士族势力，并不热衷于惩治对豪族和贪官的恶行，对广大贫苦阶层的苦难俨然视而不见，可谓是根本不作为，朝政自然腐败丛生。
晋元帝被迫采纳皇权政治，他开始强化法制、削弱琅琊王氏的影响力，并且重用寒门人士（刘隗、刁协）、其他士族（戴渊）。
但是此举遭到了琅琊王氏甚至颍川庾氏的抵制。庾亮直接说：“申（申不害）韩（韩非子）冷酷无情，败坏社会风气，殿下不用去读。”
很明显，在意识形态上门阀世家穿一条裤子，那就是坚决走儒家的路子，儒家吹捧的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只有做到这点了，士族才会永远保持自身的特权。
刘隗建议司马睿“强干弱枝”，将王氏子弟调出中枢，这成了王敦起兵的导火索。
公元309年7月2日，武昌城头的风裹挟着血腥味。大将军王敦命人将《清君侧疏》绑在箭上射入建康，疏中列数刘隗、刁协的罪状，字字如刀：“陛下宠信奸佞，阻塞言路，臣不得已起兵清君侧！”
幕僚提醒他：“此举形同谋反，需留后路。”王敦冷笑着拔剑劈断案几：“要么掀翻这桌子，要么被桌子压死，哪有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