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身在重庆参加第二代战船下水仪式的我，接到了汉王刘玄的诏书：
应晋明帝司马绍的邀请，任命重庆王刘书（刘玄之弟）为荆湘讨逆大将军，徐数兼总参谋长，统辖唐程英杰的重庆第二军第一师（师长柳飘飞，汉王的小舅子）和崔浩的河军第一军第一师2万余人。
楚地和巴蜀兵士从夔州顺流东进，向江陵进发。讨伐乱臣贼子王敦，并报其抢夺大汉朝商队物资之仇。
此时的刘书，已经45岁了。在他过往漫长的人生当中，因为不会搞人际关系，所以一直没有领导军队的能力。但这一次，一支完整的军队交到了他的手上，任由他指挥。这个舞台已经足够刘书施展，绽放出自己的光芒了。
明末清初的大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说：“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今宜昌）之防，东有武昌（今武汉）之援。”
自古以来，从北往南打，基本就三条路：
1、上游：南阳—襄阳—汉江—武汉；
2、中游：汝水/颖水/淝水/涡水—寿春—合肥；
3、下游：徐州—大运河（泗水开凿）—淮安—扬州—南京。
那为啥就这三条路呢？
因为打仗最重要的就是后勤。别管你砍人水平有多高，领军水平多有神，粮草不够，都得完蛋。李世民打薛仁果、宋金刚、窦建德、刘黑闼全都是前期固守，截断对方的粮道，等对方粮草不足、士气低落之后，再痛打落水狗。
而古代打仗时的粮草，主要得靠水运。因为陆运就跟养别人的孩子一样，费钱、费力、费时，最后大概率会赔本。
在古代，平原上1000公里的路程，用牛拉车运粮草。
如果每段走90公里，接力11次，理论上的送达率是20%；
如果每段走330公里，接力3次，理论上送达率是12%。
如果直接走1000公里，不搞接力赛，你得把牛扛回来。
如果再考虑到山地、阴雨天气、牛马生病等等不可控因素，1000公里陆运粮草的送达率在5%以下。也就是说，100斤粮草，能送到前线5斤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就是《孙子兵法》里所说的“食敌一盅，当吾二十盅”。
而水运效率就要高得多，逆水而行大概是陆运效率的10倍以上。顺流而下则是陆运率领的百倍以上，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
襄阳在汉水上游，武汉在下游。拿下襄阳，武汉就危在旦夕。如果再拿下武汉，整个南方基本就不用再打了，就等着乖乖投降吧。咱们的弱宋对此有极为深刻的理解——失襄樊则天下危。
奉节西部为四川盆地，宜昌东部为江汉平原。从东往西打，只要拿下奉节，整个四川盆地就基本无险可守。从西往东打，只要拿下宜昌，整个湖南、湖北便基本无险可守。
但是，两城之间的200公里却非常难走，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峡。两边全是高山峻岭，中间水流极为湍急。
当年杨素这种大名将，都被不知名的小将吕忠肃在这里硬杠了40多天，留下了近万具尸体才勉强通过。
王敦裹挟晋元帝后的地盘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拥兵33万。而此时，王敦的防御策略主要集中在南方，因为北方的长江天险可以抵挡强敌。
他将麾下的十多万主力军队布置在江南，以抵挡徐数的进攻。
听闻徐数发兵讨伐，王敦并未对此感到过分担忧，因为他认为当时正值长江洪水期，即使汉军再强，也难以逾越。
尤其是徐数兵团，要想进攻就必须经过三峡地区。但暴雨时期的三峡水流湍急，行军困难。因此，王敦断定徐数不会冒险在这个时候进攻。
先为不可胜。此时，大汉已经控制了巴蜀，占据上游之利。但是，要想杀出巴蜀攻入江南，必须突破险阻难行的三峡。
王敦部将控制了夷陵对岸的安蜀城和荆门城，控扼江面！
三峡，两岸高山对峙，悬崖陡峭，水流湍急。汉军如果出巴蜀，一旦进攻不利，将难以退却，极易陷入危险境地。当年，刘备就是在此进退两难，逐渐陷入被动，最终被对手抓住漏洞，损失惨重！
王敦将主力置于清江（长江支流），并控制了荆门山、虎牙山险阻及宜都等地，水陆协同，掌握着在三峡作战的主动权！
汉军水师的总体战力并无优势，要在水战中歼灭这支敌军，把握不大！
同时，以巴蜀为后方的汉军补充效率远远不如以荆州为大后方的王敦，一旦汉军在此与敌军打成僵持，而王敦充分动员来援，汉军处境将极为危险！
显然，王敦有足够的信心在三峡地区与汉军僵持，再利用补充之利击退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