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轰轰烈烈的、被无数百姓寄予厚望的改革，仅仅维持了不到半年，吉瑞就被一纸调令，调离了成都巡抚这个实权职位。
徐数与吉瑞，仿佛是同一个时代孕育出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政治物种。吉瑞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坚信只要道德足够纯粹，人心足够向善，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而徐数则是冰冷的现实主义者，他深知帝国这部庞大而陈旧的机器，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利益齿轮和复杂的人性润滑油所构成的，任何有效的改革，都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和对人性的灵活运用之上。
因此，徐数对吉瑞，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欣赏。他曾对身边的人如此评价吉瑞：吉瑞的品德值得学习，但他的执政能力实在不行，他的那一套，绝对不能当成处理国家政务的常规方法。
朝野之中，那些自诩“清流”的言官们，推荐吉瑞复出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他们试图将吉瑞这面道德大旗，作为攻击徐数改革的武器。
但徐数对此始终不为所动，他态度坚决地顶住了所有的压力。他深知，将吉瑞这样一个只会破坏规则、不懂得建设秩序的“政治炸弹”安放在自己精心设计的改革棋盘上，只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他需要的，是能够精准执行他改革方略、懂得变通、能办成事的“循吏”，而不是只会唱高调、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手画脚的“清流”。
为了平息舆论，也为了展现自己礼贤下士的姿态，徐数曾特意派遣一位都察院的御史，前往重庆去“探望”赋闲在家的吉瑞。这位御史长途跋涉来到吉瑞家中，看到的是“居舍萧然，几榻肃然”，家中甚至没有像样的陈设。
吉瑞亲自下厨，用粗茶淡饭招待了他。御史深受感动，回到京城后，在同僚和皇帝面前对吉瑞的清廉节操大加赞叹。然而，这番赞叹，反而更加坚定了徐数绝不启用吉瑞的决心。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一个高级官员的终极价值，体现在他能为国家创造多少财政收入，能为社稷培养多少有用之才，能为百姓带来多少实际的福祉，而不是他个人的生活有多么清贫，多么符合圣人的标准。
就在吉瑞的政治生涯看似已经彻底终结之际，一件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启宗十三年，启宗皇帝竟一反常态，在一片朝野的惊愕声中，下旨重新起用年已六十二岁的吉瑞担任宰相。罢免了徐数的丞相职位，吉瑞、柳皇后、刘书为首的西林党人，把持了朝政。
一位被公认为是行政灾难的古稀老人，为何会被重新请回权力中心？这背后，并非是启宗皇帝幡然醒悟，决心崇尚清廉，而是一个更为冷酷、更为犬儒的政治算计。
这一刻，他坚信自己扫清了社稷的毒瘤，拔除了国家的祸根，挽救了刘家的天下。他将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兴之主。
然而，就在这份君临天下的喜悦与自信之中，一封自陇西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军报，被内阁的学士们悄悄压在了成堆的庆贺奏折之下。那上面用焦急的笔墨刺眼地写着两个字：缺饷。
徐数执政时期，做了一件秦始皇以来的所有丞相都难以办成，甚至不敢去办的事——为国家搞钱。
面对大汉朝捉襟见肘的财政，他将贪婪的手伸向了那些被以西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禁脔：成都。
他绕开传统的农业税，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矿税、盐税、关税、丝绸税，尤其是针对成都地区繁荣的丝绸、棉布、瓷器和海外贸易，设立了专门的税监，征收较高额度的商税。
这些税收，几乎不触及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自耕农，而是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刺入帝国最富有、最肥硕的那个阶层——士绅、皇亲、富商的口袋里。
手段酷烈，过程血腥，吃相难看，却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为岌岌可危的国库注入了巨额的白银。徐数的残酷统治，为帝国新兴的资本力量和商业文明，撕开了一丝微弱的缝隙。
他所征收的工商税和海贸税，本质上是对这个国家经济结构悄然变化的一种被动的、却是至关重要的适应。但他也给予当地的商人不少优惠政策。
徐数的推动让成都工商业腾飞，那边儿开始有了点资本主义的影子。商人们钱袋子鼓了起来，自然也给国家税收贡献了不少银子。
而这笔钱，几乎只有一个明确的流向：为大汉王朝抵御五胡铁骑、浴血奋战的十数万大军，提供他们赖以为生的粮草与军饷。
徐数的“生财之道”，无异于一场政治宣战，其宣战的对象正是以西林党为核心的整个成都士大夫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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