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俯视了三十年的鲜卑人、汉人、女人、穷人，终于用尿和口水，淹死了一个文化精英的傲慢。
崔浩死后，清河崔氏被夷五族，门阀传奇戛然而止。
而北魏的历史，却沿着他规划的轨道继续狂奔，汉化、均田、迁都洛阳。
一百年后，鲜卑人彻底融入汉族，连自己的语言都忘了。从这个角度看，崔浩赢了，赢得很彻底。但他也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想改造的，从来不是制度，而是人心。
这一事件让人不禁唏嘘感叹：如果说刘宋杀掉檀道济是自毁长城的话，那么北魏杀死崔浩无疑是自断其臂。
崔浩因“国史之狱”被虐杀的消息传到南方，宋军如同北魏得知檀道济被杀时一般，士气大振。北魏朝廷内部人心惶惶，政治局势出现动荡。同时，北魏与北方的柔然之间也时有冲突，使得北魏不得不分散一部分兵力应对北方的威胁。
于是，刘义隆下定决心，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一举收复失地。
为了此次北伐能够拥有充足的兵力，刘义隆采取了三五民丁政策，即每三口之家征发一人，每五口之家征发两人，同时向境内的富商和僧尼大量借款以筹集军费。
他决心利用这个机会一举收复失地，史称第二次元嘉北伐。
面对刘宋的全国动员令，北魏拓跋焘也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刘宋方面南撤，当时北魏群情激奋，要拓跋焘发兵。
拓跋焘写信给刘义隆，以嘲讽的口吻回应他的挑衅。信中提到，两国原本和平共处，但刘义隆却贪得无厌，引诱魏边民。今年春天，拓跋焘率军南下，就是为了驱逐这些被引诱的边民。现在听说刘义隆又要北上攻魏，他表示欢迎，并提出了若干挑战和讽刺。
尽管如此，刘义隆并未被拓跋焘的嘲讽所动摇。
这边，拓跋焘却选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策略——保存实力，有序后撤。这让北魏的将领们感到困惑，他们不太理解一向勇猛的太武帝为何此时如此谨慎。
拓跋焘解释说：“如今战马未肥，天气又热，急速行军对我军不利。若宋军持续进攻，我们就退到阴山去。我们原本就穿着羊皮裤，不必担心寒冷。到了十月，我军便可一展拳脚。”
他深知后发制人的重要性，并非一味莽撞。此时刘宋方面士气正盛，而且这个时候还不利于北魏骑兵作战，因此在刘宋和北魏战斗之初，北魏并未大规模派出军队南下，而是让北魏各地士兵顽强抵抗。
相比之下，刘宋军队在连战连捷后，军中出现了轻敌的迹象。
北伐动员令一出，举朝反对，这其中包括沈庆之、太子刘邵、萧思话等一干文臣武将，他们都从军队战斗力以及战略各方面劝刘义隆“三思而后行”，而刘义隆却是一意孤行。
刘义隆当时的心腹王玄谟更是在旁吹捧刘义隆，虽然会议现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文臣主战，武将反对。最后，因为悬瓠之战而低估、轻视北魏的刘义隆，一锤定音：北伐！
7月3日，宋文帝刘义隆正式发布北伐诏令：以弟弟江夏王刘义恭为主帅，兵分四路进行北伐：
第一路，由柳元景、薛安都带领的西路军，进攻陕西地区。
第二路，由王玄谟带队的东路大军，围攻滑台，继而北上。
第三路，由刘康祖、臧质带队，进攻许昌、洛阳。
第四路，属于机动配合部队。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玄谟北伐”。
在两人的一意孤行下面，南朝最大规模的一次北伐开始了。
上一次元嘉北伐，刘裕时期的老将王仲德、檀道济等还在，所以刘宋伤亡巨大，可是一定程度上也保全了部分主力。
而这一次刘义隆则任命王玄谟，沈庆之将其评价为“还不如到彦之”，至少到彦之还跟随刘裕北伐过，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过，而王玄谟则是寸功未立，却担任北方一方统帅，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此次北伐，王玄谟担任东路军先锋，率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等水军1万，经淮、泗入黄河，进攻碻磝、滑台等地。他的军队装备精良，士兵士气也颇为高涨，起初进展顺利，连克数城，大军顺利抵达滑台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