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也有自己的算盘——西边有苏毗国虎视眈眈，正好用新南诏挡一挡。于是汉军出兵、官印加身、册封加冕，一步步把新南诏推成了洱海地区的霸主。
换句话说新南诏这块西南第一大号，其实是大汉一手扶上马的。但大汉没想到的是这匹本该“看门”的狗，长着长着，自己成了狼，而且还先咬了主人。
新南诏为什么后来会变得如此疯狂？
一个根本原因它是典型的奴隶制军国主义政权——不开战，就活不下去，是一个靠战争活命的国家。
新南诏人口巅峰不过几百万，真正的乌蛮、白蛮也就一二百万，剩下大半是打来的俘虏、掳来的奴隶。这样一个国家要维持统治，只有一条路：不断打仗、不断掠夺、不断分赃。
他们的士兵出征时只带一点点粮，吃完了怎么办？靠抢。
史书记载得很直白：新南诏军一路“收夺百姓禾米牛羊等辈”，打到哪儿，哪儿就变“鬼地方”。
至于军功奖惩更是冷酷到惊人：谁冲锋在前就赏钱财、赏女子；谁后退、谁被发现背上中伤——不问缘由，当场处死。
这套制度背后是铁血、是恐惧，也是赤裸裸的利诱。你不上也得上；你怂，也得拼命装勇猛。
为了打仗他们还操练出一支极其变态的山地重装步兵——“罗苴子”。
训练怎么练？
爬高山、跳深坑、过急流、负重狂奔，一个环节都不许掉链子。能活着练出来的都是人中野兽。这些人赤足负盾走险如飞，专挑复杂地形绕侧翼突袭，汉军队形还没展开，就已经杀上来，打得正规军一愣一愣的。
再配上从西北买来的高头大马，新南诏的骑兵、步兵配合地利，硬是把大汉这种帝国级别的强者，拉低到山林巷战里拼命。
10月15日，岳致远并不是那种一上来就撸袖子莽上的典型猛将，他的第一步，是“退”。他一到前线就清楚地判断：当前汉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士气低迷，再像以前那样一窝蜂扑上去，只会被新南诏分段吃掉。
于是他主动放弃那些没有战略价值、又难守的据点，把防线收紧，把有限兵力集中在关键节点上。
他抓紧时间做了两件事：第一，训练军队尤其是山地作战能力。面对新南诏这种地形熟、人习惯、部队适应性极强的对手，不练山地战，就等着挨打。
第二，对当地土人恩威并施：肯合作的，给予好处、安抚拉拢；顽固不服的，直接斩掉酋长立威。
这一步很关键，西南山地复杂，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没有地方势力的情报支持，正规军就像瞎子一样，只能被动挨打。
岳致远通过这种方式迅速掌握了当地的眼线和道路。新南诏失去土著配合后，多次出兵都扑了个空，白白消耗兵力。
10月18日，五千对五万，一场硬仗的开局。
前线局势稍稳，后方的人就沉不住气了。
监军李利己等人坐镇后方，既不愿亲自冒险，又急着立功，不停催岳致远：“赶紧出战，别再拖。”
岳致远不想一味对抗，只好咬牙挑了五千精锐南下。
对面呢，新南诏压上来的大军有五万之多。
正面硬拼，就是找死。
岳致远选的办法是用五千兵打出一个“咽喉”。
他先在楚雄击溃新南诏的仆从军白蛮人白岳文，随即拿下南华县的屯兵点，切断了南诏军的退路和补给线。
五千人撕开一条口子让敌人后路一断——新南诏主帅海来尔古立刻慌了。他明白如果再拖下去，被困在前线的就变成自己了，于是主动撤军。
10月19日，临走前他留下两个大将吉格拉达、阿木约布守弥渡，自己回头整合兵力，准备再战。
徐数此时也派出宋达德率七千兵与岳致远汇合。至此，岳致远手头兵力才稍有“像样”的样子，—万出头。
就在岳致远准备包围大理，一鼓作气拿下时，长安突然一道急诏飞来—让他立刻回京，由王精致接任前线主帅。
为什么？
不是他打输了而是他打得太好了。
监军李利己嫉功如命，不但不出兵配合，还把捷报扣住不报，反倒在朝廷面前告状，说岳致远“畏敌不前”、“拖延战机”。
朝廷远在长安又看不到前线真实情况，只能依赖奏报判断形势，一听监军这么说，便匆忙换将。
岳致远本就对李利己拥兵自重不满，再加上大理城易守难攻、强打风险极大，他干脆顺势交接兵权，10月21日悻然离开前线。
可就在回京途中他越想越不对劲：李利己为何死活不肯出兵？自己明明连战告捷，却被说成“养寇自重”，这其中不对劲的味道越来越浓。
他立刻派心腹先行一步，带着自己前线收复失地的证据与战报，直奔长安。
汉明宗看完真实的战况，吓了一跳：原来岳致远打得这么漂亮，自己差点把大功臣换成了绣花枕头。于是立刻下令追回前诏，封岳致远检校工部尚书，重新让他挂帅西南。
10月23日，岳致远再度披甲回到前线，已经不只是军功问题，而是带着一种“把这口气彻底出完”的决心。
这时候前线形势已经被李利己、王精致折腾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