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陈砚舟的鞋底踩过青石板上的积水，脚步没停。他进了官署后院，湿透的袍角在门槛上蹭出一道泥痕。屋里没人点灯，晨光从窗纸透进来，照见桌上那本《河工实录》草稿，边角被雨水洇得微微发皱。
他把外袍脱了搭在椅背，走到墙边拉开暗格，取出一套空白粗纸册子。这纸是市井里最常用的记账本，封面还留着前主人画的歪斜墨线，像是哪家私塾学生随手用剩的。他不讲究，就用这个。
“来人。”他声音不高，但稳。
账房先生应声进门，手里抱着一摞原始账册副本，封皮盖着工部稽核印。他年纪四十上下，脸窄鼻高，常年拨算盘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墨灰。他站定，低头等吩咐。
“把这些，”陈砚舟指着桌上的空本子，“全抄一遍。”
账房先生抬眼：“大人，这些不是已经归档？”
“不是抄给上司看的。”陈砚舟翻开一页，笔尖点着纸面，“是给西市口卖炊饼的老王、拉车的刘三、领冬衣的张寡妇看的。他们不认‘经制银’‘耗羡平余’，你得写成‘六月十二，拨银三千两修南堤，买石头两千车，八百个工人当天结钱，名单在这儿’。”
账房先生愣了下，随即点头：“我懂了。白话记，一条一条列清楚。”
“对。”陈砚舟把草本推过去，“照这个格式来。每一笔支出，每一段堤坝，每一个领粮人姓名，都得有据可查。不能跳，不能省。”
账房先生坐下，抖开袖子开始理册子。他先翻工部底账，再对仓口签押单，嘴里默念数字，时不时用铅条在纸上划拉几下验算。陈砚舟没催，自己坐在旁边磨墨，一支笔蘸了又蘸，写了几个字又涂掉，最后写下一张告示：
“永昌七年赈灾与河工账目，三日后午后于西市口设台公示。百姓可亲至查验，凡有疑问，当场答复。”
他吹干墨迹，折好递给账房：“印五百份，今天晚上去贴。别贴衙门口，贴茶馆、米行、码头、义仓外墙。小孩都能念的那种地方。”
账房接过，看了眼内容，问：“真要当众查？万一有人闹事……”
“那就让他闹。”陈砚舟说，“他能说出哪一笔不对，我当场改。说不出来，只是骂，那也由他。嘴长在他身上，但我账在这儿。”
账房没再问，低头继续抄。
太阳慢慢爬上来，照进屋子半截。两人谁也没说话，只有笔尖划纸和算珠轻响。中途有人送饭，陈砚舟动都没动，账房啃了两个馒头，手还是没停。
到下午申时初，第一本《河工实录》抄好了。陈砚舟拿过来从头翻到尾，一页页核对。看到“七月初五，运米三百石赴沛州，经三道驿站，暴雨滞留三日，耗损十八石，由押运官李成自赔”这条时，他顿了顿，抽出随身带的炭拓印残页比对，确认日期、数量、人名一致，才翻下一页。
“可以。”他说，“再抄两本，一本备用，一本留底。”
账房应了，继续动手。
陈砚舟起身，走到窗前望了一眼街面。雨早停了，地上水洼映着灰白的天。他知道，这一本本账册摊出去，不会人人都信。可只要有一半人愿意来看，愿意问，愿意比对，就够了。
真相不怕问。
三天后，西市口。
日头正高，晒得地面发烫。空地中央摆了张长案，上面铺着蓝布，叠放着三本《河工实录》，还有几摞原始文书：签收名册、仓口印单、物料出入簿。旁边立了个木牌，写着“赈灾账目公示处”六个大字，底下一行小字：“欢迎查验，疑问可提”。
陈砚舟来了，没穿官服，只一身半旧青衫，扣子依旧没扣严。他站在案后，不说话，也不招呼，像等着什么人来掀锅盖。
起初没人动。
街边卖糖糕的老婆婆盯着牌子看了半天，嘀咕：“官老爷自己揭自己？骗鬼呢。”
一个挑担汉子啐了口唾沫：“上次说堤修好了，结果一场雨就塌，这回还能信？”
几个闲汉蹲在墙根嗑瓜子，远远望着，笑嘻嘻地说：“看他能演几天。”
人慢慢聚了些，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家里领过救济的，或是靠河工吃饭的。他们不敢上前，就在外围探头看。
直到一个老农挤进来，指着账本上一行字：“这写着‘六月二十，发冬衣五百件，交北村赵大柱等签收’——我就是北村的！赵大柱是我堂弟！他上个月还说冬衣是县里发的，怎么是你这儿记的？”
账房先生立刻翻到附录名册，手指顺着一行行名字滑下去：“赵大柱，左手拇指印，领冬衣一件，棉裤一条，登记时间六月二十未时三刻。”他把册子转过去，“您认得这手印不？”
老农凑近看，猛地点头：“是他！这疤在指节边上，去年砍柴留的！”
他回头冲人群喊：“是真的！我堂弟领了！”
这话像块石头砸进水里，激起一圈涟漪。有人往前挪步，有人踮脚张望。
一个中年妇人挤上来，声音发颤：“我男人叫孙五，在南堤做工，死在工棚了……你们这儿有没有他的名字？工钱结了吗？”
账房迅速翻到用工名单，找到“孙五”二字，后面注明“七月十一卒于宿棚，工钱由妻李氏代领，手印为凭”。他又抽出一张单据，上面是个模糊的拇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