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把手机放回口袋，屏幕暗下去的刹那，票面浮现出三个字：“她记得。”他没再看第二眼，转身走出医院后巷。十年了，B7层的终端再没亮过，U盘锁在抽屉最深处，地铁票用塑料膜封好，夹在病历本里随身携带。他现在是市立第三医院神经科的主治医师，每天查房、开药、写病历，生活像被尺子量过一样平直。
上午九点十七分，护士站叫他去接诊一个新入院的少年。男孩十六岁，叫陈小宇，因夜间惊厥送进来，监护人登记的是陈国栋，住址旧城区47号。他翻看病历本，手指顿了一下。这个名字他查过无数次，十年前母亲葬礼后，他曾调阅全市同名档案，那个陈国栋的职业栏写着“已故”。
他走进病房时，少年正坐在床沿，低头系鞋带。后颈发际线下有一道浅色疤痕，呈半环状，边缘不规则，像是被高温熔断的芯片残留。陈默走近，借着调整血压计的动作，指尖轻轻压了压那处皮肤。少年抬头，眼神清亮，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滞涩感，像信号不良的屏幕。
“疼吗？”他问。
“不疼。”少年摇头，“从小就有的。”
他没再问。回办公室调系统档案，医院数据库里没有这道伤的记录，急诊初检报告写的是“陈旧性烫伤”。他打开U盘备份的T-7项目残余数据，输入“陈小宇”三字，检索结果为空。可当他输入“旧城区47号”时，页面跳出一条加密日志片段：**坐标锚定，记忆校准器信号间歇接收，频率与T-7-09匹配度87.3%**。
他关掉页面，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凉茶。杯子外壁印着红字“先进工作者”，是母亲生前用的那个款式。他没买新的，只是每年去修一次。
第二天同一时间，他去了图书馆。少年果然在三楼角落，坐在靠窗的桌边，面前摊着一本空白笔记本。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右手握笔，在纸上划出密集的平行线，笔尖没有抬过一次。陈默站在书架后，观察了四十分钟。少年中途没喝水，没换姿势，连眨眼频率都几乎恒定。
闭馆前十分钟，管理员开始清场。他趁人不注意，溜进清洁间换上备用白大褂，戴上工牌，假装是来取药的值班医生。等灯光一盏盏熄灭，他回到三楼，蹲在少年常坐的桌下，手指探进抽屉夹层。指尖触到一张折叠的纸条。
他展开，上面印着两行打印体：
**节点将启，速归。**
**能源充能83%。**
纸张边缘有轻微碳化痕迹，像是从某台老式打印机里刚撕下来的。他把纸条收进内袋，走出图书馆时，掌心的疤痕突然发烫，像有电流穿过。地铁票在病历本里震动了一下，幅度很轻，但能感觉得到。
第三天清晨，他去了旧城区47号。登记资料显示这里是废弃变电站，铁门锈死，墙外贴着“高压危险”的黄黑警示牌。他绕到后墙，蹲下身，从夹克内袋取出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金属残片——母亲手术后遗留的“记忆校准器”碎片。他把它贴在墙面。三秒后，残片开始升温，表面浮现出细密的蓝光纹路，和当年B7层终端启动前的反应完全一致。
他回到医院，申请了心理评估随访权限，理由是“患者存在潜在创伤后应激表现”。档案更新后，他拿到了少年近三个月的行动轨迹：每天下午四点离开学校，步行二十三分钟到图书馆，停留五十二分钟，然后返回住处。没有社交记录，没有消费数据，手机是老人机，通话记录为空。
当晚八点，他撬开变电站后巷的排水井盖，顺着电缆井爬下去。井壁潮湿，水泥剥落，露出里面的金属支架。下行约十五米，脚踩到实地面。前方有微弱的光，来自一扇半掩的合金门。他贴墙靠近，门内是个约二十平米的舱室，中央立着一台黑色装置，外形与B7层的中继站几乎相同，只是体积更小。控制屏亮着，进度条显示：**能源充能88%**。下方一行小字：**目标时间锁定：08:17**。
他盯着那个时间，呼吸变慢。那是母亲原时间线车祸发生的精确时刻。
他没碰任何按钮，也没切断电源。这种装置一旦触发保护机制，会自动释放干扰脉冲，可能直接激活远程节点。他退到门口，从墙上扯下一段电缆，缠在手腕上做标记。然后原路返回。
回到地面，他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最底端。那个号码早已注销，归属地显示“未知”。他输入三个字，按下发送：
“我看见了。”
风从井口灌上来，吹动他衣角。控制屏的光忽然闪了一下，随即熄灭。几秒后，又亮起，进度条跳到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