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春。
台北。
藏在巷弄深处的小楼里，一间办公室的窗帘拉得严丝合缝——是那种老旧的藏青天鹅绒，边缘脱了线，挡住了窗外亚热带黏腻的阳光，也挡住了街面上零星的叫卖声。
屋里闷得像口密不透风的罐子，空气里飘着雪茄的焦糊味，混着旧书卷的霉气，吸一口都觉得沉。
天花板上的吊扇转得慢，扇叶擦过空气的“嗡”声慢悠悠的，像老时钟的喘息，反倒把屋里的寂静衬得更稠。
穿校级军服的男人背对着红木办公桌站着，军装熨得没有一丝褶皱，肩章上的金星在昏光里泛着冷光。
他的手指落在墙上的巨幅军事地图上，指节泛白，指甲修剪得整齐却带着老茧，划过“东北”两个字时，蹭得纸面“沙沙”响，最后停在“三江平原”那片黑得发沉的区域——像一块疤，烙在地图上。
“滴答……滴答……”
办公桌角的黄铜座钟是英式的，钟面蒙着层薄灰，指针走得沉，钟摆左右晃着，声音清凌凌的，像在数着什么，每一下都敲在人心尖上，透着股倒计时的冷。
“咚咚。”
门外的敲门声轻得像羽毛，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进。”
男人的声音没起伏，像泡在凉水里的石头，听不出情绪。
门被推开一条缝，穿中山装的秘书钻进来，手里捧着个牛皮纸档案袋——封条上盖着红漆印，印泥还没完全干透，他走得轻，生怕晃掉了什么，将档案袋轻轻放在办公桌上时，指尖还顿了顿。
“厅长，‘钟摆’的紧急密电，刚译出来。”秘书的腰弯得更低，鼻尖快碰到办公桌，手指攥着衣角，指节都泛了白，声音压得像蚊子叫，却藏不住一丝慌。
被称作厅长的男人缓缓转过身。
五十岁的人了，背还挺得笔直，就是鬓角的白霜爬得比去年更密，贴在耳后，像落了层没化的雪。眼神却没随年纪软下来，眼尾下垂却透着冷光，看人的时候像在掂量一块石头的分量，能砸破多少东西。他拿起档案袋，指尖捏着裁纸刀，刀刃划过火漆封缄时，“刺啦”一声，在寂静里格外刺耳。
电文纸只有两指宽，字是用密写药水写的，透着淡蓝的印子。
他看了很久，久到秘书的后背都渗出了汗，屋里只剩座钟的滴答声，和他指腹摩挲纸面的“沙沙”声——像是在摸一块烫手的铁。
终于，他放下电文，走到座钟前。
指尖悬在钟摆上方，等它摆到最右时，轻轻一按——金属的凉透过指尖传来，钟摆顿了顿，又接着晃，像被打断的呼吸。
“告诉他们，”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冰碴子，“‘钟摆’，该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