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钢厂保卫科的会议室里，空气压抑得能拧出水来。
生了锈的铁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室内只点着一盏昏黄的灯泡，光线将每个人的脸都切割得阴晴不定。
聋老太太那只枯树皮般的手，死死攥着龙头拐杖，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出骇人的青白色。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而是源于一种从骨髓里渗透出来的恐惧。
坐在她身边的易中海，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位一向在四合院里以沉稳持重形象示人的八级钳工，此刻面色蜡黄，额角的青筋一突一突地跳动着。他的眼神躲闪，根本不敢去看对面那个端坐如松的年轻人。
林卫国。
他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那里，腰杆挺得笔直，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更衬得他身形挺拔。他的表情没有任何波澜，眼神却锐利得仿佛能洞穿人心。
他什么都没说，但那种无形的压迫感，却比任何声色俱厉的斥责都更让人窒息。
诬告干部。
这四个字，在当下这个年代，就是一道催命符。一旦罪名坐实，别说聋老太太的所谓“威望”，就连易中海这个先进工作者的身份，都会被瞬间剥夺，然后被送去劳改。
他们怕了，是真真切切地怕了。
这次，他们一脚踢在了钢板上，一块足以将他们碾得粉身碎骨的钢板。
“咳。”
最终，还是坐在主位上的聂书记，用一声干咳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他的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威严。
“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清楚了。”
聂书记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
“老太太年纪大了，耳朵背，眼睛花，听信了一些风言风语，也是有的。”
他先是给了个台阶。
聋老太太浑身一颤，连忙顺着杆子往上爬，声音嘶哑地念叨着：“是……是……是我老糊涂了，是我听岔了，我……”
“中海同志，”聂书记的目光转向易中海，“你作为院里的一大爷，厂里的老同志，处理问题更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偏听偏信嘛。”
易中海的头垂得更低了，嘴唇翕动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聂书记……我……我错了。”
聂书记点了点头，这才看向林卫国，语气缓和了许多：“卫国同志，你看，老同志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件事，对你的名誉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厂里一定会为你正名。至于赔偿……”
他话锋一转，再次看向易中海和聋老太太。
“你们，必须给卫国同志一个满意的交代。”
最终，在聂书记的亲自“主持”下，一场所谓的“和解”达成了。
聋老太太、易中海，以及那几个跟着起哄的院里邻居，一个个面如死灰，哆哆嗦嗦地凑出了三千块钱。
三千块！
在这个普通工人月薪只有三十几块的年代，这笔钱，足以在北京买下两套四合院。这是他们毕生的积蓄，是他们养老的棺材本。
当那厚厚一沓、带着各种体温和霉味的钞票被推到林卫国面前时，易中海的心都在滴血。
然而，林卫国只是平静地看了一眼那沓钱，然后伸出手，将其拿了过来。
他没有数，甚至没有多看一眼。
这个动作，让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
可他们都错了。
林卫国拿着钱，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保卫科。
聂书记微微一愣，随即也跟了出去。易中海等人面面相觑，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上。
他们不知道林卫国想干什么，但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却越来越浓烈。
此刻，轧钢厂的大院里，早已是人山人海。
“诬告干部”的风波，加上保卫科的“和解会议”，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全厂。工人们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从各个车间里涌了出来，将保卫科门口的空地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议论纷纷，都在猜测着最终的处理结果。
就在这时，人群一阵骚动。
林卫国从保卫科里走了出来。
他面容冷峻，步履沉稳，径直走到了空地中央，站定。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
紧接着，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动作。
他高高举起了手中那厚厚的一沓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