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把打印好的文件夹递给张强时，天还没亮透。窗缝里漏进一点灰白的光，照在桌角那份《集体维权法律指引》上。张强接过，手指在封面上停了停，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不是我替你们打这场仗，”陈默说，“是你们得站出来，自己开口。”
张强低头翻了两页，纸张沙沙响。他知道昨晚陈默没回家，小刘在事务所守了一夜。他也知道，那些被抢回来的数据，现在就存在三个人手里，谁都不能松手。但他更清楚，真正要往前走一步的，不是律师，是他们这群人。
他拎着包走出事务所，风从街口灌进来，吹得他眯起眼。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工友老李发来的消息：“人都通知到了，但老赵说不去，怕孩子上学受影响。”
张强站在公交站台边，回了句：“把录音带上。”
社区活动室原定九点开会，可八点半物业就来了人，说没接到报备，临时收回场地。几个工人站在门口，拎着水杯和旧报纸，面面相觑。
“又来这套。”有人低声骂。
张强没动，掏出手机，打开一段录音。
音响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你要是再闹，你闺女的学籍能不能保，可不好说了。”
屋里一下子静了。那是他女儿班主任接到的电话，对方没露名，可语气里的威胁藏不住。
“他们盯的是我们全家。”张强把手机收起来，“我不信你们中间没人接到过这种话。”
没人接话，但有人开始掏身份证，有人从兜里摸出皱巴巴的体检单。一个老工人把烟掐了，站起来说：“我签。”
签名单一页页传下去。有人手抖，写不好名字，旁边的人就帮他写。最后一行，张强写下自己的名字，抬头说：“从今天起，我代表大家谈。”
社区后巷的老党员听说了这事，主动让出自家仓库。铁门一拉，堆着旧书和桌椅，腾出一块空地。墙上还贴着褪色的标语，角落里有张旧黑板。张强把带来的文件摊开，一条条念，一条条解释。
“赔偿不是施舍，是他们欠的。”
“健康监测不是一次检查，是往后十年都得管。”
“数据公开，不是我们求他们，是法律规定的。”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稳了，眼神也亮了。
会议结束时，已经中午。张强带着五个人，抬着打印好的诉求书，往企业驻地走。太阳晒在水泥路上，反着白光。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鞋底沾着泥。
大门前两个保安拦住去路，说访客要登记审批。
“我们不进去，”张强说，“只要你们的人出来，接下这份材料。”
保安摇头，说没上级命令不敢接。
张强没争，转身打开手机，点开直播。镜头扫过身后几张脸，有咳嗽的老汉，有手臂上留着烫伤疤痕的年轻人。
“我们是青林镇的工人，”他说，“我们在你们厂干了十年，现在查出尘肺、肝损伤，没人管。今天我们来，不是讨饭，是讨个说法。”
围观的人渐渐多了。有人拍照，有人小声议论。直播观看人数从几十跳到上千。
保安开始打电话。
等了二十分钟，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从侧门走出来，领带松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东西可以收，”他说，“但不代表我们承认责任。”
张强把文件递过去，没说话。对方伸手要接，张强却没松手。
“你记着，”他说，“这不是求来的，是该给的。”
那人皱了皱眉，抽走文件，转身就走。
张强站在原地，没追，也没喊。他把手机举高了些，让镜头拍下那人的背影，还有门楣上那个烫金的企业名字。
第二天上午九点，谈判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