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五十三分，陈默坐在小区长椅上，手机屏幕还亮着。微信群里那句“我们跟你一起”停在对话框最上方，后面跟着十几个未读红点。他没点开看，只是把公文袋从左腋下换到右臂夹紧，手指在通讯录里滑动，找到那个存了两年却从未拨过的号码。
李薇。
她接得很快，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陈律师？”
“是我。”他说，“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电话那头静了一秒，然后是翻床单的声音，门被轻轻关上的轻响。“说吧。”
陈默把茶楼见面的事讲了一遍，语速平稳，不加修饰。他提到周姓负责人提出的三十万年薪，也提到对方说“上面点头，下面的声音都是噪音”。他没用“威胁”这个词，也没说自己的情绪，只陈述事实——就像他在法庭上提交证据那样。
“你们环评报告的数据来源没有公开？”李薇打断他。
“没有原始监测数据，也没有模型计算过程。”陈默说，“只有结论。”
“股东关联呢？你说的赵德海和这家北方联合的关系，有书面材料？”
“有行政处罚记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截图，还有我做的股权穿透图。”他说，“都在邮箱里，你五分钟内会收到。”
电话又沉默了几秒。他听见她在敲键盘。
“我不是要写报道。”他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的是平台，是能让更多人看见的机会。居民体检异常、风向模拟、孩子过敏的情况……这些不能只在群里传。”
“你想让我做什么？”她问。
“来一趟北苑。”他说，“不是以记者身份，是以一个普通人身份看看。如果你觉得这事值得发声，再决定怎么走下一步。”
“如果我觉得不值得呢？”
“那就当我没打这个电话。”他说完，等了两秒，“但我知道你会来。”
他挂了电话，没等她回答。
阳光已经照到长椅扶手，金属部分开始发烫。他站起来，公文袋贴着腿侧，走回活动室门口。铁门还锁着，玻璃上昨夜讨论时写的白板字迹还没擦，歪斜地写着“听证会时间：下周三下午三点”。
他掏出钥匙开门，屋里灯还黑着。他没开大灯，只拧亮桌角的台灯，把公文袋打开，取出昨晚整理的简明材料包。他重新排了顺序：先行政处罚记录，再股权结构图，接着是风向模拟草图，最后是脱敏处理后的居民健康情况汇总表。每一页都加了页码，右上角用铅笔标了“可公开”或“内部传阅”。
他复印了六份。
九点十七分，他站在社区居委会的打印室门口，等最后一张纸出来。工作人员小张探头问他：“又要搞议事会？这次人比上次多？”
“不知道。”他说，“准备得多一点。”
他抱着文件回到车上，开车去城南。第一家环保组织叫“绿源行动”，办公室在一栋老居民楼的一层，门口挂着褪色横幅。接待他的年轻人戴着黑框眼镜，听完来意后翻了材料，眉头一直没松开。
“我们之前接过类似项目。”年轻人说，“最后被起诉了，说我们散布不实信息。”
“所有数据都有来源。”陈默说，“你可以查证。我不需要你们站队，只需要你们帮忙转发信息，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年轻人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要开会讨论。
第二家叫“清流公益”，在写字楼租了半个办公室。负责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听完后直接摇头：“我们资金紧张，不敢碰这种事。”
第三家是高校学生社团，没有注册资质，但做过两次社区环境调查。学生代表二十出头，听完后当场表态：“我们可以做志愿者，也能联系其他学校社团。”
陈默把材料留下，加了微信。
中午十二点四十分，他坐在快餐店吃盒饭，手机震动。李薇发来一条消息：“我明天上午十点到北苑南门。”
他回了个“好”字。
吃完饭，他没休息，直接回小区。微信群里已经炸开了锅。年轻母亲上传了新消息：隔壁阳光小区有家长愿意联合签名；老李更新了提问清单，新增了三条关于地下水渗透的问题；有人提议在社区公园设签名点。
他点开群公告，在原通知下加了一句：“欢迎携带亲友参会。每一双眼睛，都是监督的力量。”
下午三点，刘姓保安来找他。两人站在车边说话。
“环保局那边，信息公开申请已经受理。”保安说，“他们说十五个工作日内回复。”
“有回执就行。”陈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