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常安城里的新诏令
公元9年冬，临淄县的寒风裹着碎雪粒，刮在人脸上像小刀子。县吏陈墨缩着脖子，怀里揣着刚从驿站接来的诏书，绢布边缘已被他攥得发皱。
他站在县衙门口的老槐树下，手指反复摩挲着诏书上“新朝”两个朱红大字——长安改叫“常安”了，连他胸前挂的“临淄县吏”木牌，过几日都要换成“齐陵县吏”的新牌。
“陈老弟，发啥愣呢？”同僚老张端着个粗瓷茶碗凑过来，碗沿还沾着圈茶渍，“刚听县宰说，陛下要学周公定规矩，以后当官的都按《周礼》分‘四辅三公九卿’，你那本翻烂的《西汉官名对照册》，趁早收起来吧！”
陈墨抬头看了眼灰蒙蒙的天，老张脸上的皱纹里还嵌着没擦干净的炭灰，那是昨儿熬夜抄录旧文书蹭的。他没应声，只把诏书往怀里又紧了紧。
诏书上的字个个规整，可他总觉得，这“改规矩”的背后，藏着说不出的沉。
02官制改革里的“扯皮账”
新政推行到第三个月，陈墨算是彻底尝了官制改革的苦。
原本临淄县的赋税，县令拍板、县丞跑腿，他这个小吏只需要按册收粮、登记造册，清爽得很。可如今，县令改叫“县宰”，还新添了“司市”管商贸、“羲和”管农桑，三个官职各占一间公房，却没一个人说清“赋税汇总”该归谁管。
那天陈墨抱着沉甸甸的粮税账簿，在县衙的石子路上跑了三趟。司市李大人的公房里堆着满桌的盐铁账本，他捏着算盘珠子头也不抬：“税银归我管，粮食你找羲和去！”
到了羲和赵大人那儿，对方正拿着张农具图纸比划，摆手就推：“农桑只管种收，赋税得县宰定！”
最后找到县宰，老大人盯着账簿叹口气，手指敲着桌案：“我只管政令，具体事务你们协调。”
眼看朝廷要的赋税册子三天后就到期，陈墨只能把账簿抱回家，在油灯下熬夜汇总。
妻子王氏端来一碗热粟粥，见他手指被算盘珠子磨得发红，忍不住抱怨：“以前你抄完册子还能陪娃玩会儿，现在倒好，天天跟账簿较劲，这官制改的，是给人添堵哩！”
陈墨扒了口粥，粥里的豆子有点夹生，像极了这改革的滋味：看着香，咽着涩。
更糟的还在后面。去年冬天，中央“大司马”派了个使者来督查军备，可地方管军事的是“卒正”周大人。
两人在县衙大堂上拿着诏书吵了半天，使者拍着桌子喊：“我是三公属官，督查军务天经地义！”
周大人也不甘示弱，把诏书展开在案上：“新制写得明明白白，卒正只对中央‘尉氏’负责，你管不着我！”
最后吵到县宰那儿，也没争出个结果。使者气冲冲地甩了袖子，临走前指着陈墨：“你，把这半个月的军备文书整理好，跟我去常安一趟！”
陈墨没法子，只能揣着干粮跟着跑，来回两百多里路，脚底板磨出了三个水泡，文书却压根没派上用场。中央的“尉氏”说，这事不归他们管。
“这官制改得，还不如不改。”夜里陈墨揉着脚，跟妻子吐槽，“以前办事找一个人，现在找三个人，还未必能办成。”王氏没说话，只默默给他换了盆热水泡脚。
03改不完的地名与记不住的官名
官名还没记熟，地名又开始“翻烧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