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年春，陈墨收到驿站送来的《郡县更名册》，桑皮纸做的册子边缘都卷了边。他翻开一看，临淄县改“齐陵县”，北海郡改“翼平郡”，连他老家昌邑县，都改成了“昌城亭”。
最折腾人的是，有的地名改了又改。桂阳郡先改“南平郡”，他给堂兄寄家书，信封上写“南平郡堂兄收”，没过十天，信又被退了回来，驿站的吏员不耐烦地戳着信封：“又改回去了！现在叫桂阳郡，你咋不盯着诏书呢？”
陈墨只能重写，这次特意在信封角上用炭笔标了“公元10年三月”，可没等信送到，诏书又下，桂阳郡再改“南平郡”。
后来堂兄回信，信纸上的字都歪歪扭扭：“弟啊，我现在出门都得先问驿站的人，今天这城叫啥名，怕走岔了路，连家都回不去。”
官名也跟着添乱。“太守”改“大尹”，“都尉”改“太尉”，连管监狱的“狱掾”，都改成了古里古气的“大理丞”。
陈墨有次写文书，顺手把“齐陵县大尹”写成了“临淄县太守”，县宰当着众人的面，把文书扔在他脚边：“连新官名都记不住，罚二十板子！”
板子打在屁股上，疼得他直冒冷汗。回了家，他赶紧找了张桑皮纸，用炭笔工工整整写满新旧名称对照，贴在办公桌上：“县令→县宰”“太守→大尹”“临淄→齐陵”，有的地方改得勤，他就用墨块在旁边补，纸角都被墨汁浸得发乌。
那天老张来借砚台，见他盯着纸条发呆，忍不住叹气：“陛下要是能少改几个名，咱们也能多办点实事。你看隔壁县的小吏，为了记新名，连吃饭都拿着纸条瞅，碗里的饼都蘸错了酱！”
04土地改革的希望与破灭
公元10年夏，“王田令”的消息传到齐陵县时，陈墨正在自家院里晒麦子。
王氏抱着三岁的儿子陈虎，从街上跑回来，声音都发颤：“当家的！陛下下令了！全国的地都叫‘王田’，不准买卖，按人口分！咱家那三亩租地，以后就是咱自己的了！”
陈墨手里的木叉“哐当”掉在麦堆上。他家租的是地主刘老三的地，每年收四石粮，得交两石给刘家，剩下的够全家吃半年，剩下的日子全靠他当差的俸禄补。有年闹旱灾，麦子减产，刘老三照样逼他交租，他只能把母亲留下的银钗当了才凑够数。
那天傍晚，陈墨带着户籍册去县衙登记，县衙门口排起了长队。隔壁的王老汉拄着拐杖，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旧地契，颤巍巍地问他：“陈吏员，俺这辈子，真能有自己的地？”陈墨看着老人眼里的光，用力点头：“老伯，诏书说得明，按人口分，错不了！”
可这“错不了”，没撑过半年。
刘老三压根不把“王田令”当回事。陈墨去催他交多余的地，刚走到刘家的青砖门楼前，就被家丁拦了下来：“我家老爷说了，这地是祖上传的‘私田’，不算王田！再说了，我家少爷不满十八岁，地得留给他！”
后来他才知道，刘老三把家里的好地，全转到了刚满十七岁的儿子名下。新制里，不满十八岁的男丁不分田，也不用交多余的地。
县衙派了吏员去强催，刘老三直接叫家丁把人打了出来，还站在门楼上喊：“我跟县宰是拜把子兄弟，你们敢来查？”陈墨躲在树后看着，手里的登记册被攥得变了形。
更让他心凉的是去南阳督查那次。当地地主甄三家里有上千亩地，竟找了几个老秀才，捧着《周礼》跟他们争论：“《周礼》里说‘田里不鬻’，可没说要把私田充公！”
王莽派了军队来，甄三就带着地主们躲进山里，等军队走了，照样收租逼债。有个佃户交不起租，被甄三的人打断了腿，躺在田埂上哭，陈墨想上前帮衬，却被同僚拉住：“别管了，咱们管不了。”
公元12年秋，“王田令”悄悄废了。陈墨去县衙办事，见县宰把一摞土地登记册锁进木柜，钥匙在手里转了两圈，叹着气说：“陛下下了诏，以后土地还是能买卖，以前的令……作废了。”
那天陈墨回家，王氏正坐在门槛上缝衣服，见他回来，手里的针线顿了顿，小声问：“地的事……黄了？”
他点点头，从怀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登记册，上面还有王老汉的指印，红得刺眼。他走到灶膛前，把登记册扔了进去，火苗“腾”地窜起来，纸页蜷成一团，灰屑飘到他手上，烫了一下，他却没觉得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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