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的冬雾，混杂着廉价褐煤燃烧后的烟尘，像一块洗不干净的灰色抹布，将整个德意志的天空擦得黯淡无光。
柏林，这座曾经以钢铁和轰鸣声为傲的帝国心脏，此刻脉搏微弱。街道上，失业的工人们穿着单薄的外套，将双手插在口袋里，肩膀垮塌，眼神空洞地游荡。他们曾是这个国家最坚实的脊梁，如今却像被抽走了骨头，只能在寒风中茫然地寻找着一份能换来黑面包的工作。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商店的橱窗蒙着厚厚的灰尘，破碎的玻璃被发黄的报纸胡乱糊上，上面印着的“经济奇迹”字样，在当下看来，像一个无比辛辣的讽刺。
汉斯·穆勒的脚步，踩在湿冷的石板路上，发出的声响沉闷而无力。
他曾是德意志机床设计领域的骄傲，是无数年轻工程师仰望的巅峰。他的名字，一度与精密、创新和德意志工业的荣耀紧密相连。
而现在，他只是这支庞大失业大军中，一个不起眼的、为下一顿饭发愁的中年男人。
狭窄的公寓里，空气中弥漫着煮烂的卷心菜和寡淡土豆汤的混合气味。妻子安娜通红的眼眶和强撑的微笑，两个孩子因为饥饿而过分安静的眼神，每一幕都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他作为男人和父亲的尊严。
就在这时，那位来自遥远东方的华人代表，坐在了他家唯一一把还算体面的椅子上。
他叫陈福，言谈举止间带着一种与这间破旧公寓格格不入的沉稳与体面。
当一份印刷精美、散发着高级纸张和油墨清香的合同，被轻轻推到汉斯面前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
是警惕。
一种近乎本能的、被现实反复折磨后产生的深刻疑虑。
他的指尖触碰到那质地精良的纸张时，微微一颤。上面的德文打印体清晰、标准，每一个字母都透着不容置疑的严肃性。
华夏？
那个在报纸的边角才能偶尔看到的国家。遥远，贫穷，落后，据说军阀混战不休，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去那里工作？
这听起来比街头那些声称能用炼金术点石成金的骗子，还要荒谬一百倍。
然而，他的视线，却无法从合同的条款上移开。
那上面白纸黑字写着的东西，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烧红的炭火，烙在他的眼球上，充满了致命的、几乎要将他理智烧毁的诱惑力。
“月薪：两千美元。”
这个数字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他的太阳穴上，让他一阵眩晕。
两千美元！
在他职业生涯最巅峰的时期，作为首席设计师，他的月薪也从未触及过这个数字的一半。而现在，在他连一个铜芬尼都挣不到的时候，有人向他开出了这样的天价。
这不可能。
他的视线继续下移。
“甲方承诺，为汉斯·穆勒先生及其家人（妻子安娜·穆勒，儿子卡尔·穆勒，女儿索菲·穆勒），提供全额食宿，标准不低于欧洲中产阶级家庭水平。”
“甲方承诺，负责解决其子女在华夏期间的全部教育问题，可选择进入当地最好的国际学校，或聘请私人家庭教师。”
汉斯的呼吸，在一瞬间停滞了。
在德意志，失业就意味着全家饿死。食物、住所、孩子的未来……所有压在他心头的巨石，在这份合同面前，似乎都变得轻如鸿毛。
这不是一份工作合同。
这是一根从天而降的，闪烁着刺眼金光的救命稻草。
它太美好了，美好到散发着剧毒的气息。
“穆勒先生。”